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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各地都在搞新能源產業基地，其數量已超過100個，而且規模都非常龐大，每個都要做成國內乃至世界一流的，這已經脫離了國情，脫離了市場的容納能力。
    國家已經把可再生能源定位為戰略類新興產業，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可見一斑。不過，可再生能源還遠遠沒有到普及的時刻。
    中央的提法是，可再生能源將在2030年能發揮“重要替代”作用；2050才能“成為主要能源的重要組成部分”。業界看來，可再生能源的成本高昂，電價很貴，風電和光伏的核準電價都比火力發電價格高得多；從技術上看，可再生能源還有比較大的改進空間。
    首先，從中國可再生能源的發展現狀來看，中央制定的政策相對比較謹慎。
    中央政府對于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有幾個具體的思路。其一是財政補貼，類似“金太陽計劃”，每瓦補助十至二十幾元，更有效的辦法是把高于現有電價的差價用電網分攤，每個電力用戶負擔一點義務。目前的政策是每度電里拿出4厘錢補貼可再生能源發電。
    然而，這個支持政策會受到中央財力的約束。按這個補貼規模計算，在2009年，全國最多可以拿出100多億元補貼可再生能源發電，這遠遠不及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速度。
    在財政補貼之外，中央對于可再生能源，給予了一定的政策空間和限制。
    為了保障可再生能源的有序發展，國家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法》，同時制定了總體規劃，設定總量目標。最近,有關部門正在完善的《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中提及，到2020年，風力發電的裝機容量是1.5億千瓦，光伏發電的裝機容量將是2000萬千瓦。
    政策的制定，是向社會公布國家設定的可再生能源的總量目標是多大。這意味著國家給出了多大的市場空間，也表示國家支持什么，限制什么。如果不按照這個目標而過于擴張，國家的財政能力會進行限制，可能就會走起來碰到困難。
    例如，按照《可再生能源法》，國家在總量目標規劃范圍內有全額保障性收購計劃，超過了總量目標，政府就沒能力收購了，政府強調規劃的背后，是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要和國情能力匹配。
    其次，我們必須同時正視，從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實踐中看，地方政府明顯有些激進。
    截至目前，可再生能源已經締造了很多遭到地方政府瘋搶的全新概念，比如“風電三峽”、“中國太陽城”等等。
    現在各地政府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步子明顯偏快，全國各地都在搞新能源產業基地，已經搞了100多個了，而且規模都非常龐大，每個都要做成國內乃至世界一流的，這就脫離了國情，脫離了市場的容納能力。
    這一方面表明了可再生能源熱潮在持續升溫，另一方面也預示著地方和中央兩方面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形成了一定的溫差。地方的熱情明顯高于中央政策，很多地方甚至沒有搞清楚可再生能源的現狀就盲目上馬項目。
    地方的沖動，有可能導致可再生能源將經歷相對過剩的過程。
    再次，應該用市場化的手段調解可再生能源發展速度和規模，行政支持應更多地運用到規劃和技術研究等方面。
    中國發展可再生能源，主要措施是擴大產能，拼命擴張，在核心技術發展方面卻做得不夠。
    從中央的政策層面看，應該考慮如在國情許可的前提下，培育可再生能源的市場。用市場化的手段調解可再生能源發展速度和規模。
    政府應該在可再生能源規劃和研究等方面，投入更多的支持。
    目前，我國對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力度遠遠不夠。當然，當前還有煤炭、石油等大塊能源的現實問題要解決。但對待可再生能源仍然需要滿腔熱忱，要投入更多的關照和支持。
    技術瓶頸，也是我們目前在可再生能源發展方面的最大弱點。例如，美國支持可再生能源首先考慮用于研發，即便是在金融危機的情況下，奧巴馬政府投入到可再生能源研發的金額仍有幾十億美元，保持他們在核心技術方面占領高地。
    總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差異之下，我們發展可再生能源要根據國情因地制宜，要講求實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