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性抉擇：不能再與科技革命失之交臂
中國作出如此戰略性選擇，具有國內發展轉型和參與全球經濟競爭的雙重背景。
在國務院的決策背景表述中稱，當今世界，一些主要國家為應對這場危機，都把爭奪經濟、科技制高點作為戰略重點，把科技創新投資作為最重要的戰略投資。這預示著全球科技將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創新密集時代，重大發現和發明將改變人類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新興產業將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
而如果放入更為開闊的歷史進程中來看，全球新一輪的科技革命似乎已經等待了中國60多年。
11月23日的首都科技界大會上，溫家寶總理在報告中對中國在近200年以來與全球的工業化革命和科技發展擦肩而過的歷史表達了遺憾。溫家寶說，“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近代中國屢次錯失科技革命的機遇，逐步從世界經濟科技強國的地位上淪落了”。
溫總理特別指出，回顧一下近代以來的歷史，中國曾經有過四次科技機遇，但四次均錯失。
第一次是當歐洲工業革命迅速發展的時候，中國正處于所謂“康乾盛世”。當時的清王朝沉湎于“天朝上國”的盲目自滿，對外，將國外的科技發明稱之為“奇技淫巧”，不予理睬；對內，滿足于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對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麻木無睹，錯失良機。
第二次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下被迫打開國門的清朝，洋務派發動“師夷長技以自強”的洋務運動，但因落后的封建制度和對近代科學技術認識的膚淺終告失敗，使中國又一次喪失了科技革命的機遇。
第三次是20世紀上半葉，由于軍閥混戰及外敵入侵，使中國失去了科學救國和實業救國的機遇。
第四次是“文革”時期，新中國建立的寶貴科學技術基礎受到很大的破壞，我們又失去了世界新技術革命的機遇，使我國與世界先進科技水平已經有所縮小的差距再次拉大。
溫總理說，“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中國再不能與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必須密切關注和緊跟世界經濟科技發展的大趨勢，在新的科技革命中贏得主動、有所作為”。
他指出，回望近一百年來世界科技革命的浪潮，20世紀上半葉，發生了以量子力學和相對論為核心的物理學革命，加上其后的宇宙大爆炸模型、DNA科學、板塊構造理論、計算機科學，這六大科學理論的突破，共同確立了現代科學體系的基本結構。而自從20世紀下半葉以來，盡管知識呈快速增長的態勢，但是基本表現為對現有科學理論的完善，沒有能夠出現與這六大革命性的科學突破相提并論的理論成就或重大發現。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科學的沉寂”至今已經有六十余年了，而進入21世紀以來，一些重要科技領域發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已經初顯端倪。而與世界科學60年沉寂期相重合的是，中國新近60年的歷史，基本上延續了一個持續發展的工業路徑，經過改革開放30年，其綜合經濟實力已經躍居世界第三，在新一輪的科技和新型產業的競爭中，也并非沒有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