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減排協議難產，高油價減碳更直接。
在哥本哈根會議之前，全球各國都表明了各自的減排立場。美國表示將在2020年實現較2005年減排17%，歐盟表明2020年碳排放較1990年減排30%，中國到2020年碳排放強度將較2001年降低45%。對石油需求最為直接的影響是汽車燃料的變革和燃油效率。
美國重新制定汽車燃油經濟標準(CAFÉ，car average fuel economy)，2016年前要求普通汽車的燃油消耗標準要提高17%-52%。歐洲也有類似的標準。如果美國和歐盟的汽車排放標準都能得以實施，到 2016年歐盟與美國在運輸方面由于提高燃油效率而減少的石油需求至少將達到18.5億桶，相當于2008年全球原油需求的6.5%。
要達成如此宏偉的減排目標，在全球減排協定難產的情況下，提高化石能源價格是無疑最直接的方式。而石油是唯一全球定價的化石能源，對所有的化石能源價格具有指導性意義，以石油價格撬動低碳產業發展。
發展低碳經濟，傳統能源行業的利益必然受到打擊，利益集團的反對聲音強烈，通過提高化石能源價格作為扶持這些企業轉型的補貼，可能成為一種政策選擇。而石油價格上漲在本質上是石油資源國對所有石油消費國和消費者收取資源稅。雖然美國是最大的石油進口國，但其國內石油巨頭的權益油田數量巨大，油價上漲的收入相當大的部分會留在美國國內，而且，石油資源國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支撐了美國的經濟和金融。真正在海外大量進口石油，且海外權益油田數量稀少的國家，如中國、日本、韓國，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從國際戰略上看，與美國關系緊張的國家如伊朗和俄羅斯，高價石油雖然在短期內能緩解這些國家內部矛盾，但是從長期看資源價格高漲如同“糖衣炮彈”，會削弱這些國家發展加工業、改善國內貧富差距的動力。這些資源富有國反而容易陷入“資源的魔咒”，一旦非化石能源技術成熟，將產生更難以磨滅的負面影響。
在本國經濟尚未恢復元氣之時，大規模提高稅賦，補貼低碳能源技術發展，對美國顯然是一件在政治上難以實現的過程。只有通過碳氫化石能源價格的提高，才可以在其中獲得更大的利益，實現美國經濟的轉型。
我們認為，2010年原油價格處于區間震蕩行情，但2011年后隨著需求的進一步擴張和全球減碳再次進入實質性階段，原油價格會出現新一輪行情，甚至可能超過前期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