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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山東大學校長徐顯明退出山東大學新一屆學術委員會一事引起媒體討論，有媒體甚至稱之為高校改革的破冰之舉。一所高校內部的學術委員會人事更迭，引起如此關注，表達了人們對高等教育改革的強烈期待。徐顯明此舉真的具有“里程碑”意義嗎？

 

 

去年，第四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召開和《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頒布，將現代大學制度建設問題推向前臺。《綱要》中清楚地寫道：“建立現代學校制度，構建政府、學校、社會之間新型關系。落實和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這讓一直在改革中蹣跚前進的高等教育改革者看到了希望。

 

針對高校管理體制，山東大學校長徐顯明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談道：我國高校行政化傾向比較嚴重。在價值觀方面，從“只服從真理”、“學術至上”轉而成為“管理至上”、“利益至上”。以行政為中心，校長、處長、院長幾乎掌握了學校的所有學術與公共資源，教授、教師只是被配置的對象，要獲得學術資源，就必須獲得資源配置權，因此，教授爭當處長、院長現象的出現也就在所難免。

 

除了擔任北京師范大學的校長，鐘秉林還身兼中國首都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長一職，雙重身份，讓他對目前大學內部的情況有更深刻的認識。他告訴記者：“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的關系失衡、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的分割和對立、行政權力對學術權力的替代與壓制，是目前高校管理體制中最突出的問題。高校的校級學術委員會中，學校和院系以及職能部門的負責人所占比例較高，學術組織的成員構成存在著明顯的缺陷。學校和院系領導雖然也是相關學科的專家，但在學術事務決策思維上多少帶有行政色彩。另一方面，由于校務委員會、教代會制度不夠健全，學者及學術組織缺少影響決策的制度化渠道，不能構成對行政權力的有效制約，在學校重大問題的決策中，學者及學術組織參與決策的途徑和方式有限，權力得不到充分體現，影響了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錢學森的世紀之問，將高等教育改革推到了風口浪尖。高等教育業內認為，加大高校自主權和高校內部實施行政與學術分離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校長退出學術委員會”引起熱議的背后是公眾對高校行政與學術分離的期待。

 

 

《高等教育法》規定：大學學術委員會的職責是審議學科和專業的設置，制定教學和科研計劃，評定教學、科研成果等。

 

大學校長退出學術委員會其實并不是一件新鮮事。

 

吉林大學去年制定的《吉林大學學術委員會章程》規定：學校領導和職能部門負責人不擔任各級學術委員會委員職務。

 

去年底，復旦大學起草《復旦大學章程》，校長楊玉良表示：復旦已作出規定并付諸行動，學校領導和部處負責人退出復旦大學學術委員會、復旦大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形成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有效隔離。

 

在清華大學百年校慶新聞發布會上，清華大學黨委常務副書記陳旭介紹：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不是清華大學學術委員會成員，清華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是錢易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