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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中國SCI論文數躍居世界第二，EI（工程索引）論文早就是世界第一了。不過，論文的品質一直是令人憂慮的。例如中國SCI論文的平均被引率仍然在一百名開外。許多論文只是追隨學界熱點的跟風之作，有些論文則是一篇拆成幾篇發表。令人堪憂的是，SCI在西方只是一個衡量標準之一，用到中國來卻幾乎成為唯一標準。

 

這種情況類似于三聚氰胺的出現：我們用氮含量作為指標可以來檢測牛奶中的蛋白質含量，如果大家都是把它當做一個額外的檢測手段，這個手段一般而言是準確的，而且本身沒啥壞處。但是如果是大家都為了追求指標而追求指標，而不是為了蛋白質而提升指標，怪現象就出來了，三聚氰胺這樣的問題就會在中國出現。

 

又好比說如果一個人的目的是要減肥，那么有一把秤時時來幫他衡量體重狀況就會很有幫助，但是如果說他的目的是要“看到秤上的數值變小”，那么他就可以不在乎自己的身體而想方設法在秤上做手腳去了，即便說難以在秤上作弊，也總可能有其他異化的手段，例如你可以干脆剁掉一條腿，保證讀數降低，但這和健美身體的初衷就南轅北轍了。

 

SCI和GDP等衡量指標也是類似的道理，西方人看重它，根本目的是學術影響力而不是引文數據，根本目的是發展經濟而不是GDP增長率。所以在西方對衡量方法的重視從來沒有異化到中國這樣的情況，即衡量輔助手段反過來變成了最終的結果，最重要的學術寫作和學術交流本身倒成了手段了。

 

因此，且不說重大的基礎科學成果出得不多，即便出了這樣的成果，我們必然會主動第一時間把它發到SCI上，從而為全人類共享，最終從中開發出實際的經濟利益的多半是西方或日本。結果是，即便論文數量數一數二，“我國的對外技術依存度依然達50%以上（發達國家均在30%以下，美國、日本則僅有5%左右）”。

 

事實上，理論突破只是科技創新的第一個環節，理論成果只有經過了復制、轉化、推廣和產業化等等一系列環節才算是真正完成了一次“創新”。后續的這些環節需要更大的投入，但并不要求發表論文，在中國始終缺乏足夠的重視。

 

當然，學術的追求本來應該是純粹的、超功利的，但是大量發表SCI論文的并不是那些真的淡泊功利、超越國界的人，事實上那些拼命發表論文的人大多都是被逼的，為了追求（個人的、學校的、國家的）名聲和利益才要發表SCI的。

 

既然要講功利，那么就該算清楚這筆賬——在不重視二次研發和市場開發的情況下，為了英語讀者發表大量原創性SCI，對目前的中國而言除了是打腫臉充胖子之外毫無益處。

 

當然，對“唯SCI主義”的反省和批評也已經是老生常談了，為什么就是扭轉不了呢？因為SCI在中國扮演著一個對學者的水平進行衡量的尺度。要公平公正地衡量學者的科研能力，用精確而客觀的數據是再好不過了，除此之外還有什么辦法呢？于是SCI指標就像高考制度那樣，雖然飽受詬病，但仍然不得不貫徹堅持，因為沒有人敢反對它所保證的“公平”二字。

 

但是為什么那些同樣講究公平和法制的西方國家，卻并不需要，或者并不那么看重類似的衡量指標呢？

 

首先或許是中西方關于公平的理解就有所不同。中國人往往把公平看做一個結果、一個標簽，或者一個最終輸出的數值。但西方人更看重的是循之達到結果的“程序”。中國人做一件事情如果結果是好的，那么手段變通一些、取巧一些、強硬一些都可以，但西方的法制就更講究程序正義，再好的事情也得通過一定的流程辦才行。國內高校的一些運轉程序始終都不明晰，而又要保證評審的公正，就只能引入一個外部的標簽了。

 

其次，學術界在西方歷來都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力量，學術界內部擁有相當的自治權。學者的地位在學界內部就會受到足夠的考驗和評判。這種學界內部的遠不只是指匿名的“同行評議”，更包括公開的學術交流和學術批評。任何人的學術成果都會擺在明處讓同行隨時去“攻擊”，優秀的成果會受到更多的關注，在廣泛和自由的學術交流環境下，優秀的學者自然會嶄露頭角，魚目混珠的人自然也會最終身敗名裂。

 

而現在的情況仍然是，中國人并不關注學術交流的過程，還是只關心最終的學術地位。如果某個領域國內的同行太少，交流不起來，那么當然可以用英語發表論文和國際同行交流，但是如果始終只面向英語讀者發表文章，那么即便國內的“同行”再多，也難以形成一個健全的交流環境了。

 

當然，當務之急并不是在國內建立一個類似于SCI的評價系統，人文學科已然有了這樣一系列國內的“核心期刊”。但如果人們的根本目的始終只是為了SCI數值而去發文章，那么即便是用母語發表也不會多大地促進學術交流。發文章的根本目的在于學術交流、擴大學術影響力，而不是在于獲得一個衡量數值。

 

只有端正了目的才可能改變科研環境。在我看來當務之急是根本取消SCI或類似SCI的評估方式，選拔和任用時的評估工作讓各院校和機構的學者進行自治表決就可以了。只要學術圈擁有足夠的自治權，學術交流和學術批評又得以持久和充分地展開，學術評價的公正性最終還是會得到維持。學術環境最需要的并不是抽象的公平，而是自由和交流。不要讓“公平”成為止步不前的借口。（作者胡翌霖為北京大學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