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起于青萍之末。
這個春天，國資委對央企產融結合將進行“設限”的消息，引發了眾多央企的“金融化”競跑。
“現在連原本沒有金融業務的央企，也開始要做產融結合了�！�4月上旬，國資委的一位官員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產融結合，多指產業資本持有金融機構股份、設立財務公司和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等現象。
在宏觀調控下從房地產“撤軍”后，投資金融業成為不少央企可以選擇的方向。
3月6日，國資委主任王勇公開表態，在確保安全前提下，一些大央企可逐步探索“產融結合”的方式與經驗。同時，國資委規劃局也開始研究“產融結合能走多遠”，希望對央企的產融結合進行規范。
“央企很容易利用自己組建的產融結合平臺使自己成為國內市場的壟斷者，進而對原有的市場競爭結構造成破壞和妨礙公平競爭�！苯洕鷮W家厲以寧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央企入股金融機構后，一定要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加強央企涉足金融的監管，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出乎監管者意料的是，方案尚在研究初期，卻已改變了央企的“發展預期”�！按笙蕖睂⒅粒肫蠹娂娔θ鹑跇I務，追趕“末班車”。
“在產融結合的路上，如果國資委的限定政策讓我們只走五十步，我現在做一個沖刺，沖到一百步。以后談的空間就大了�！币晃唤咏肫筘撠熑说娜耸扛嬖V《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據財經國家周刊報道
先行者路徑
為規避監管層醞釀中的產融結合規范，央企正加速擴張，搶占金融“山頭”
產融結合，是過去5年央企“跑馬圈地”的重要領域。先行者中，寶鋼集團、五礦集團、中糧集團等央企投資控股金融機構現已形成產融結合型集團。
根據國資委的統計，截至2010年末，有數十家央企共投資了上百家金融資產。在銀監會和國資委批準的中石油控股昆侖銀行、國電電力控股河北銀行、中移動控股浦發銀行之外，還有更多央企涉入商業銀行以及金融信托、保險、證券和期貨等金融領域。
“一個企業的發展需要有兩個翅膀：一個是實業，另一個就是金融，二者不可偏廢，可以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敝袊L江三峽集團公司董事長曹廣晶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說，公司的現金流非常穩定，企業財務負債率較低，進入金融領域后，如二者能協同發展，將會更有所作為。
中國重汽集團董事長馬純濟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也表示，“開展金融業務是公司主業的延伸，而且是強化主業的重要手段�！彼脒M一步充實集團公司旗下的財務公司的資本金，用來支持主業的發展，實現財務公司整體運行水平的提高。
而作為先行者，中石油在金融行業的排兵布陣，則是央企產融結合的典型路徑。
“不少央企都在涉足金融業務，但中石油的業務領域最廣闊，取得的資質牌照也最完全�！敝惺鸵晃粌炔咳耸空f。
當下，中石油下轄的“昆侖系”金融控股架構已然成型。這一金融平臺下設中油財務、昆侖銀行、昆侖信托、昆侖金融租賃、中意人壽、中意財險等機構，幾乎擁有全金融牌照。其控股的昆侖商業銀行不僅在國內遍地開花，還將在蘇丹、哈薩克斯坦等國建立分行，儼然一家國際化的商業銀行。
“中石油布局金融的特點，是強調要堅持以油氣為核心業務，金融業務定位為服務油氣主業�！敝惺图瘓F一位相關負責人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沿著這個思路，中石油的金融版圖基本都依托中石油及下屬企業展開。如昆侖銀行，計劃首先是進入石油企業最集中的東北大慶、陜西長慶等地發展業務。
“昆侖系”的起步僅是當年服務于企業內部的中油財務公司。成立于1995年的中油財務公司，在2002年正式涉足金融業；2002年1月與意大利忠利保險公司組建國內首家中外合資的中意人壽保險公司；同年2月，中石油參與設立中銀國際證券公司；2007年4月，中石油與忠利保險成立了中意財產保險公司。
中石油真正開始考慮打造自己的金融帝國則是在2007年底。
當時，中石油與珠海商業銀行達成重組協議，出資20億元認購后者增資擴股后86%的股權，后因故交易未能成行。但2年后，中石油收購了新疆克拉瑪依商業銀行（后更名為昆侖銀行），“昆侖系”的雛形此時初現。
此后，中石油控股寧波金港信托，還擬在重慶設立注冊資本達60億元的金融租賃子公司。 進入信托領域，客觀上為中石油構筑綜合型金融業務提供了最佳平臺：一方面，憑借信托，中石油可以把旗下的金融資產整合成一個完整的金融板塊，作為繼能源主業外的重要業務增長點；另一方面，借助信托業在金融業內相對廣泛的涉獵渠道和領域，今后的“昆侖系”將在資金管理、金融保險、資產重組、股權融資以及收購兼并等領域不斷開疆拓土。
產融結合熱
“發達國家市場經濟發展的實踐表明，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必然會有一個融合的過程，這是社會資源達到最優效配置的客觀要求�！遍L期研究產融結合的正略均策管理咨詢顧問王云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說。
公開資料顯示，世界500強企業中，有80%以上進行了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結合的經營行為。
在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早期的金融控股集團基本上都是以產業資本為支撐和核心。主要是一些家族型的企業集團在快速發展過程中，一方面要解決自身發展產業中的融資需要，另一方面也要為自身在產業中積累的大量資金尋找出路，同時為了自身的金融交易提供方便。
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如中國國際信托公司、平安保險、招商銀行、光大銀行、工商銀行以及中銀集團都初步形成了金融控股的形式。但是，“由于中國銀行業改革滯后、產業資本最先成熟，這一特征決定了中國產融結合的發動者不是金融資本，而是產業資本。并且，中國政策規定銀行業不能投資實業，所以目前中國大型集團企業產融結合的發展方式多為產業集團向金融業投資，即‘產業投資金融’�！便y河證券研究中心研究員田書華介紹說。
中國企業進入金融領域可供選擇的金融機構主要包括商業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保險經紀公司、基金公司、期貨公司、租賃公司、投資公司、資產管理公司、擔保典當、汽車金融，以及小額貸款等，產業資本通常以參股或控股的形式進入金融機構。
20世紀90年代后期，由于資本的多元化經營需求，德隆、海爾、新希望集團等都曾借助投資金融，得到了快速發展。
對于國有企業辦金融，在2002年國務院明確提出鼓勵有條件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實施主輔分離、輔業改制的一系列文件中并未提及。
該政策是在國有企業非主業資產普遍資產質量差、經營困難的背景下提出的，雖然金融業在當時也處于不景氣階段，但由于金融有著較高的準入門檻，因此并沒有把央企的金融資產認定為低效資產。
因此，在主輔分離改革中，央企的金融資產被允許繼續保留甚至進一步擴張。在輔業分離改革的文件頒布實施后，中國電力財務公司仍然被保留在國家電網系統內，南方電網、五大發電集團掛牌成立之后，也陸續成立了自己的財務公司，還分別新設了多家保險公司。此后，因公司發展需要，大多數央企都成立了財務公司，并進軍金融領域，建立金融平臺。
“在中國，金融行業一直受到政府管制，市場化程度遠遠不如制造業等實體，產業集團進軍金融領域，一方面可以分享金融行業豐厚的壟斷利潤；另一方面，利用自己控制的金融平臺，可以把金融業當作協助產業發展的‘提款機’，可以獲得更低成本的融資。”中國黃金集團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兼金融投資部總經理吳剛梁說。
在諸多“利益”的誘惑下，央企的產融結合沖動難以抑制。
國家電網集團也是國內產業辦金融的先行者之一，目前其金融板塊已完成了較為全面的業務布局，同時還形成了統一的“英大系”品牌，并涵蓋了財務公司、財險、壽險、信托、基金、證券、銀行、期貨、租賃等諸多形式。
與中石油集團和國家電網的策略不同，中石化集團的產融拓展策略較為謹慎。自1988年成立財務公司，跨出金融發展的第一步以來，至今其金融板塊仍只有財務公司。與西門子集團的金融業務類似，中石化集團的財務公司同樣立足于企業的內部服務，目前已經擁有上海、南京、廣州、新疆、山東、鄭州、成都、武漢、天津9家分公司，至2008年底，財務公司資產總額達到1200多億元，占到集團資產總額的11.6%；實現利潤總額15.5億元，占集團利潤總額的6%左右。
寶鋼集團在金融布局方面則采取了參控結合的方式，其控股的金融機構主要為財務公司及華寶信托，分別作為集團內部和外部的核心經營機構，并在華寶信托下成立了華寶興業證券和基金，以促進信托業務的開展。除控股金融機構外，寶鋼集團還參股多家金融機構，包括建行、浦發、深發行、交通銀行、興業、渤海銀行、太保、聯合證券、華泰財險、新華人壽等，并獲取了可觀的投資收益。
與寶鋼相比，華能集團參股金融機構數量較少，且多為長期持有，其中又以商業銀行為主�？紤]到商業銀行產權關系的復雜性以及政策限制，實現控股的難度很大，華能集團對商業銀行的長期持有極有可能是完善金融布局的考慮。
自2006年國內資本市場大牛市起步以來，證券、銀行、保險公司的股權令眾多實業企業趨之若鶩，幾乎所有大型多元化集團都有涉足：招商局在物流和地產主業外控股了招商證券、招商銀行、招商局保險和招商中國基金；中信集團則在地產、能源、基礎設施等產業外，打造了一個由中信實業銀行、中信嘉華銀行、中信證券、中信信托、中信基金、中信期貨、信誠人壽等組成的金融平臺；中糧集團在食品、酒、地產等業務外又與外方合資成立了中英人壽、中怡保險；就連一向專注實業的華潤也投資控股了深國投。
和大型國有企業集團相比，民營多元化集團的產融結合步伐也毫不遜色。在香港整體上市的復星集團在醫藥、鋼鐵、地產等主業外，控股了德邦證券，并擬收購一家銀行。即使是那些競爭性產業的龍頭企業，也紛紛圈占金融業：海爾控股青島商業銀行、長江證券，并合資成立了海爾紐約人壽；上海汽車成為安邦保險第一大股東；聯想集團參與國民人壽的發起；首鋼成為生命人壽的發起股東；萬向集團成為民生壽險第一大股東；就連產品處于高投入期的上廣電也與外方合資成立了廣電日生人壽。
監管層謹慎
出于金融企業自身系統風險等因素考慮，無論是金融監管機構還是產業監管機構都對產融結合一直持謹慎態度，官方發布的《2006年金融穩定報告》中曾明確提出，不支持產業集團直接或間接控股金融企業。
此前，銀監會對企業進入金融領域的限制是“兩參一控”（同一股東入股同質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超過2家，如取得控股權只能保留一家），而中石油、中糧集團等一些央企參股和控股的金融機構超出了該規定。
“金融本身是高風險的行業，混業經營后風險加劇，而企業做銀行、保險、投資等業務的風險就更大。”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杜金富在兩會期間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說，“美國金融業的混業經營，衍生了很多金融產品出來，這些產品的風險很大，高杠桿率已經超出了管理者自身的負債能力，最后引發了金融危機。”
企業在產融結合過程中，大量的內部交易將加速風險的傳遞，如果沒有在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之間建立一道有效的防火墻，將會引起連鎖反應。
針對目前大型中央企業踴躍入股銀行、信托等金融企業，中國銀監會主席助理閻慶民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采訪時表示，“銀監會對產融結合原則上不提倡，目前只允許國家戰略資源及上下游產業鏈上的相關企業入股商業銀行�！�
有業內人士認為，銀監會對于央企入股商業銀行較為謹慎，其原因在于產業資本控股的銀行很容易規避金融監管部門的監管。有擔心認為：央企控股商業銀行，則難免吸納存款以直接用于大股東的投資項目，這顯然將直接危害存款安全。
但是，閻慶民否定了上述問題：“現在的商業銀行都有著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任何重大決策都要通過董事會表決，即使央企成為銀行的大股東，在董事會里有著絕對的話語權，但他們的每一項投資還要受到國資委的監管�！�
而對產融結合不斷深化發展的現狀，國資委一位相關負責人表示，目前國資委正在研究，大型國有企業集團的產融結合該走到哪一步比較合適，同時要注意防范哪些風險。
風險之憂
憑借著雄厚的資金和背后的產業支持，央企成為這一波產融結合中的主力。但是，在中國銀行遼寧分行副行長陳衛東看來，這些企業在金融運營方面并不具備優勢，缺乏專業化的團隊和知識，運營效益不一定高，一旦經營管理失誤，所承擔的風險也非常大。
“從產融結合的角度看，在趕超時期，大企業通過進入金融領域來籌集資金，這種方式容易將產業領域的風險傳導至金融領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對產融結合的現狀表示了擔憂。
在中國黃金集團吳剛梁看來，產融結合的風險在于實體企業與金融機構謹慎的經營理念格格不入，很多實體企業入股金融機構后，激進的經營行為導致了金融業務的過度擴張，最終導致金融機構破產倒閉，坍塌的“德隆系”就是典型的例子。
“德隆失敗的原因在于沒有把握產融結合的真諦，企業做金融主要是兩種動機：服務內部或多元拓展。服務內部的金融業務在發展中要與產業發展緊密合作，以服務內部為本整合資源，開展業務；多元拓展則立足金融，以金融的態度做金融，服從金融行業的規律�！�
對于德隆的失敗原因，王云總結說，“德隆在發展中以產業為幌子，追求快速擴張和資本運作能力，忽視了各個產業的業務競爭力培養，并且其產業和金融是簡單的業務協作，缺少風險屏障。長此以往，金融行業的發展缺少了產業的支持，二者發展逐步脫節，放大了經營風險�！�
安邦咨詢則認為，雖然政治制度不同，但日本的財團體制，和中國大國企體制差不多。
安邦咨詢分析師指出，在日本，如果一個財團的某一個或幾個企業經營不善或面臨破產，財團內部的其他企業就有責任去出手相救，導致很多資源被浪費在已經過度發展的行業里。在中國，央企或者地方國企出現了問題，中央或者地方政府會出面，讓本系統的其他企業出面“搭救”，或者干脆用財政收入給企業注資，結果同樣也是消耗掉社會寶貴的經濟資源。
而中國產融要真正一體化，結果可能比日本更為糟糕：一旦央企實業經營出現問題，它可能根本不需要政府出面，因為自己手里有銀行，它會直接拿社會儲蓄資源來拯救企業。
“央企甚至無法和日本大財團相比，因為日本企業畢竟是在國際市場上沖殺出來的�！卑舶钭稍冋J為，“在經濟繁榮時期，央企高利稅的來源，其實是通過壟斷地位向上下游的企業獲取財富，而并非自身效率提升的結果。它們向金融系統擴張的資金來源，不是自己苦心經營的盈余積累，而是政府積極財政和寬松貨幣政策向其資源傾斜的結果。一旦經濟衰退，整個社會資源可能一下子被產業金融巨頭吸干，那么中國經濟就會陷入漫漫無絕期的大蕭條之中。那時，產融一體化的惡果，可能比今天的日本經濟還要大。”
目前，國資委的產融“達摩克利斯之劍”懸而未落，在監管空白的地帶，央企們追趕的“金融末班車”能駛出多遠，會醞釀怎樣的風險，一切仍有待觀察。 （記者 魯菲 李其諺 本刊記者王康鵬、戴芊、實習記者林楠對此文亦有貢獻）
財團：日式產融的實踐者
作為產業與金融融合最好的實踐者，日本模式中融入了更多時代的特色
2011年3月11日，日本發生破壞性極強的9級地震之后，公眾普遍認為日本的經濟在一定時間內難以恢復。但在專家的眼中，在日本的產融結合的模式下，日本國內的損失不足以影響日本整個經濟體，因為日本在海外投資所帶來的經濟體量遠大于國內。
“日本的產業鏈條已經遍布世界范圍�！敝袊缈圃喝毡窘洕硎聲硎掳滓婷裾f，“很少有人知道，豐田、東芝以及‘7-11’、Versase等耳熟能詳的品牌背后，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三井物產�！�
三井物產熱衷于通過各種程度的持股形式，參與和滲透到產業鏈的上下游企業中，在保證對資源的充分占有的同時，又通過控制貿易端而獲取利潤的最大化。
它將財團關聯企業推到臺前，不斷地擴大著市場、資源和疆土，而自己則隱藏起來，像極了‘影子帝國’里的王者，不動聲色地觀看著一幕幕城池的‘攻陷’和王國的擴張�！卑滓婷裨凇睹闇嗜毡矩攬F》一書中如是描述。
日系產融進化歷程
早期日本的財團并非現有模式，日本現代財團進化的催化劑源于二戰。
二戰以前，日本的企業都是以財閥（金融資本集團）的形式存在。財閥原本是日本戰前的金融資本集團的通稱，主是指日本19至20世紀的三井商社、住友商社、三菱商社及安田商社4大企業集團。由于金融資本集團是和濃厚的封建家族聯系在一起的，因而人們習慣于把日本的金融資本集團稱為財閥。在二戰期間，鲇川、淺野、古河等6家新財閥崛起，總稱為日本十大財閥。
日本戰敗之后，財閥模式也被打破。戰勝國意識到，大型財閥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背后支撐力量，工業化體系背后也是大型財閥。這一時期，日本出現了短暫的產、融分離的格局。很快，日本出現了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政府也不穩定。
但幾年后，這一局面就被打破。
朝鮮戰爭的爆發，適時地緩解了日本國內的經濟衰退。參與了朝鮮戰爭的美國此時已無暇顧及改造日本經濟了。潛在的另一個原因是，美國此時急需日本的支持。這給日本產融結合提供了機會。1955年加入關貿總協定的日本，產融開始聚合，財團重新出現。
“日本之所以產生財團，是他們不希望外資進入而失去對產業的掌控。”白益民分析說，“依附于外資勢必造成產業的分散”。
此時重新聚集起來的財團已經不同于原來的財閥�！霸瓉淼募易宄蓡T被趕走之后，經營企業的都是職業經理人�！�
一直擔憂日本財團的美國開始動用《反壟斷法》，規定金融公司持有一家公司的股權不得超過10%。而日本財團為了適應環境，發生了“基因轉變”，由原來的一家公司直接控股轉為持有不同公司的股權，進而通過不同的公司再聯合持股，達到控制該家公司的目的。
但這還不是現今日本財團的真實面貌。事實上，在金融資本進入產業之后都面臨一些問題，或是不懂產業，或是不懂市場。為了牢牢控制全產業鏈，日本財團又開始了基因突變。
白益民認為，日本財團發展到這一階段時，已經由原來的金字塔持股形式，變成了網狀的球體結構。而牢牢將產業和金融聯系起來的，是商貿。
“日本的產商融模式是別的國家沒有的。商貿是連接產業和金融的環節。”白益民指出，日本的財團開始向綜合商社演變。他們的業務不僅限于貿易，還包括投資、給中小企業融資，由此帶動成套設備的出口，做項目（事業投資）。這些商社的持股方都是金融機構，后來變成了產業投行——以貿易為平臺，進行產業投資，不是為了控股，而是為了編織產業鏈�！巴ㄟ^和這些企業進行信息溝通，進而掌握企業本身的需求，為其服務。從你想要什么樣的服務我做什么樣的服務，到最后讓你依賴于這種服務。商社的發達，最后變成了產商融的結合�！�
編織產業鏈
不同于歐美等地的產融結合模式，日本的產融模式更像是修了一個水庫，保護產業鏈內的企業旱澇保收。
在產商融的模式下，日本造就了5萬多家百年企業，以及新一代的財團，豐田財團就是其中一個�！柏S田在日本被稱作豐田銀行。它的現金流達到了200億美元。”白益民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汽車只是豐田財團旗下的一個公司。
而從豐田汽車進入中國市場的歷程，就可以看出產業、商貿、金融之間是如何緊密作戰的。
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后重新煥發生機，德國大眾等一批公司看準時機進入中國合資辦廠。這其中卻未見豐田汽車的“身影”。
直到1998年，豐田汽車才邁出了進軍中國的第一步，在成都合資建立了四川豐田汽車有限公司，豐田通商為其合資方之一。
四川豐田投產不到一年，就產銷“柯斯達”客車2000多輛，幾乎沒有庫存。在其后相當一段長時間里，豐田“柯斯達”一直占據中國各級領導的公務活動用車市場。
此后，在豐田通商幫助下的豐田汽車，又建立了沈陽沈飛日野汽車制造有限公司、天津豐田汽車、廣州豐田有限公司，僅2005年一年就生產了18.5萬臺以上的汽車。
白益民指出，表面上豐田汽車按兵不動，實際上，其背后的豐田商社早已開始了中國的布局。正是因為豐田通商的小心布局，豐田汽車才能在中國創造如此好的銷售成績。
實際上，1987年，豐田通商與札幌啤酒合資成立了華樂種苗有限公司。華樂的存在，更深的一層目的，是為了深入研究中國內地汽車市場，為豐田汽車日后可能的發展奠定基礎。
在近距離觀察中國市場的兩年后，豐田通商與小糸制作所合資成立上海小糸車燈有限公司，專門生產汽車燈具。這家公司日后發展成為中國本土最大的汽車燈具制造商，2005年時的市場份額超過50%。
從1993年至1998年期間，豐田通商共建成28家企業，其中24家為汽車生產服務的企業，4家主營進口貿易及銷售。這些貿易公司以及汽車零部件配套生產企業，順利地解決了豐田汽車的銷售問題。
事實上，人們熟知的豐田汽車只是豐田財團旗下5家世界500強企業（豐田汽車、豐田自動織機、豐田通商、愛信精機、日本電裝）之一。豐田財團還擁有十幾家財團一級企業，均是世界知名企業，產業鏈覆蓋汽車產業從上游原料到下游物流的所有環節。
在日本，豐田財團的地位可以視為與三大財團（三菱、三井、住友）集團及三大銀行財團（芙蓉、三和、第一勸銀）并立的較獨立的企業集團。受東南亞金融危機拖累，1997年三井財團的櫻花銀行出現經營不善情況時，曾向豐田要求增資。制造商援助銀行無論是在哪里都是一個特例，豐田財團強大的實力可見一斑。
財團模式被復制
日本的產融模式很快被韓國復制。三星便是其中較為經典的一家。
韓國三星財團的創始人李秉哲少年時期留學日本，就讀早稻田大學專門部政經科。
1941年三星商會改稱“株式會社三星商會”，由一個私人商會初步具備了現代企業雛形。李秉哲在漢城經營國際貿易，開始了他的財富積累。1948年三星商會改稱三星物產公司，這是真正意義上的股份制企業。
1953年8月，三星建立了“第一制糖株式會社”，從商業資本轉變為產業資本。當時三星通過日本三井物產，引進了田中機械的成套設備。后來的肥料廠建設，李秉哲最后也是同日本的三井物產就引進資金和技術達成了協議。
三星物產綜合貿易商社的建立，三星重化工及三星半導體技術產品的飛躍發展，無不模仿日本企業的經營管理制度并與日本有關企業保持密切的關系。特別是在經營合理化方面，三星幾乎是定期向日本商社進行咨詢。
三星作為先導企業，比政府先行一步積累了國內外有關經濟和法律方面的大量資料和情報。韓國政府建立“綜合商社”的方案幾乎全是以三星提供的資料為基礎制定的，三星物產公司因此被政府指定為“綜合商社1號”，成為韓國綜合商社的先驅和樣板。
此時，三星物產作為綜合商社，主導著韓國的對外貿易，為韓國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和世界化發揮著“火車頭”的先導作用。
李秉哲認為，同樣缺乏資源的韓國，尤其要學習日本的經驗，發展高技術產業。有意思的是，作為學生，三星的目標是，超越日本半導體業者。（記者 徐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