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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為提高研究生培養(yǎng)質量，各大高校對國家標準的落實越來越嚴格，有些高校的院系、專業(yè)還出臺了更有針對性的標準，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延期畢業(yè)的現(xiàn)象很常見。

 

“據(jù)我所知，有些學院去年大約有一半的人沒有按時拿到學位證”，目前正在某知名大學攻讀博士三年級的小王臨近結業(yè)，壓力依然不小。小王說，按他們學校規(guī)定，博士學位研究生的培養(yǎng)年限為3—4年，最長不超過6年。早在前幾年，他們學校就曾清退數(shù)十名超過學習年限的博士生。

 

“導師或學生自己的原因，都有可能造成畢業(yè)延期。”小王說，“博士生壓力確實很大，既要完成高質量的畢業(yè)論文，還要跟著導師參與各種科研課題，除此之外，大部分博士讀出來都快30歲了，不得不考慮工作、家庭的問題。”

 

那是否應該延長研究生培養(yǎng)年限？華東師范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閻光才教授指出，如果學習上不投入，精力分散太多，時間越長越不利于對問題的持續(xù)關注和深度思考，如此所謂的學習時間長了，反而不利于保證學生質量。

 

就博士生培養(yǎng)來說，閻光才告訴記者，即使在美國，不同高校對博士生培養(yǎng)年限要求也不同。以2003年度為例，美國當年畢業(yè)的博士從注冊到畢業(yè)所用的時間，短的一般3—5年，長的可能十幾年，在不同學科之間，物理學領域總體所用時間最短，平均值為7.9年；而教育學所用的時間最長，平均值為18.2年。大多數(shù)理工科專業(yè)一般都是持續(xù)性學習，而如教育等有關學科則多為在職學習，實際上，教育專業(yè)的學習者本職工作經驗對提高學位質量是有益的。

 

對此，閻光才建議可以針對不同學科門類有條件地放長年限。他說:“一般理科的基礎研究領域，不間斷的8年已經足夠了，當然前提是學習不能間斷；但是人文社會科學、工科領域可以適當延長，因為畢竟社會經驗和工作實踐，對于博士生教育還是有意義的。但有些基礎研究領域人才培養(yǎng)，一旦間斷時間長了，恐怕很難保證質量。”

 

 

圍繞學籍管理的討論，必然會引出兩種高等教育模式的利弊選擇，具體來說，就是“嚴進寬出”，還是“寬進嚴出”？

 

應該說，“寬進嚴出”是國外高等教育招生、培養(yǎng)模式的主流模式，美國就是高等教育“寬進嚴出”的典型代表。1971年美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0％，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實現(xiàn)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國家。然而，與之相對的美國大學畢業(yè)率并未大幅提高。美國企業(yè)研究所2009年6月發(fā)布了一份報告，該報告以2001年入學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分析了1385所四年制高校的畢業(yè)率，結果顯示，平均只有不到60%的學生在6年內能畢業(yè)。

 

北京科技大學規(guī)劃辦張武軍、徐寧曾撰文介紹德國的高等教育模式。在德國，為保證畢業(yè)生的質量，各大學和專業(yè)都保持著一定的淘汰率，有的學校和專業(yè)的淘汰率高得令人難以想象。如亞琛工業(yè)大學的平均淘汰率近50%；德累斯頓工業(yè)大學的電子技術專業(yè)淘汰率有時高達90%，淘汰的原因包括在規(guī)定的時間內拿不到規(guī)定的學分、論文不符合要求等。

 

反觀中國，幾乎所有高校的畢業(yè)率均在95%以上，當“就業(yè)率”越發(fā)成為高校內外看重的重要指標時，顯然，畢業(yè)率還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關注。

 

“寬進嚴出”的模式該不該引入中國？此次華中科技大學的清退事件再次為我們提供了討論的依據(jù)。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是“寬進嚴出”的支持者，他說，“‘嚴進寬出’的模式存在弊病，學生招進來就放羊，教學過程走形式。‘寬進嚴出’，有助于改善我們的教學質量。”當然，他也強調，“這種做法得跟學校的整體改革配套，徹底改掉大學行政化的格局。”

 

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寬進嚴出”應該更多地考慮到具體國情，從教育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寬進嚴出”使教育的投入與產出之間出現(xiàn)不平衡，造成資金、資源和人才的浪費。持此種觀點的學者將之形象地比喻為“人多地少的中國不能推行‘廣種薄收’，只能推行‘精耕細作’”。

 

“在我國，‘寬進嚴出’對某些大眾化類型高校而言應該是可行的，而對部分精英高校而言，只能是‘嚴進嚴出’。”閻光才說。

 

“由于中國的特殊國情，‘寬進嚴出’的嘗試肯定面臨一些實際問題。但是，要‘嚴出’就應該公平地‘嚴出’，被清退的一小部分研究生不應成為教育管理問題的替罪羊。解決資金、資源壓力，可以用更靈活的方式嘛。”洪成文最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