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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朱學勤的代表論文《道德理想國的覆滅》外，2月6日，方舟子又在其博客上發表了朱學勤另外一部著作《中國與歐洲文化交流志》涉嫌抄襲的證據。這篇署名為明月族人的文章中指出，“朱學勤這部‘巨著’，是徹頭徹尾的水貨，本質上只是另一本書的抄襲和縮寫而已。而這另一本書，就是早它十多年出版的沈福偉教授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沈書中包括了中國和印度、波斯及西亞國家的文化交流，朱學勤將這些都刪去，挑出專講中國和歐洲文化交流的部分，略加改寫，就當成了自己的創作。”

 

截至記者發稿，方舟子要求重審的舉報信已發出一個月的時間，而復旦大學方面卻并未給出任何公開回應，也并沒有任何準備啟動重審的動向。而對于朱學勤另一部代表作《中國與歐洲文化交流志》的指責，朱學勤本人和復旦大學也均未發表任何意見。

 

在中國學術界，“抄襲”也許就像是長在臉上的一顆痣，一開始看，覺得別扭，不過看的久了，也就習慣了。但習慣的，卻并不一定都是對的。一個方舟子自然無法代表權威，一個勢單力薄的“打假衛士”自然也無法拔掉“學術造假”這顆毒瘤，那么學術的真偽到底該由誰來辨別，一旦發生學術造假又該向什么部門舉報呢？

 

記者首先致電教育部社科司，接線的女士很不耐煩地告訴記者，學術論文抄襲這事兒不歸教育部管，只歸各高校管。雖說各高校都處在寒假期間，記者并沒有聯系到有關部門的負責人，但“學術抄襲只歸各高校分管”的說法還是讓人難免有些疑惑，如若做賬的和審計的出自同一個部門，執法的和監督的出自同一個機構，那么公信力何在，其威信又何在？

 

據了解，我國早在2006年便成立了“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學風建設委員會”（簡稱“學風委”），該委員會由1位主任委員、6位副主任委員、20余位委員共同組成，并將在某校設立秘書處，處理日常事務。根據《章程》規定，“學風委”將承擔制定規范性文件，包括學術規范實施細則、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建設等。針對典型學風案例，將由“學風委”組織學科專家調查研究，進行專家鑒定，召開聽證會，在此基礎上提供咨詢意見和建議，供有關單位參考。

 

另外，“學風委”應主動關注“學術造假”等相關事件，作為常設機構，應與各高校保持密切聯系，接受來自學界關于各種學術事件的檢舉。遇到重大學術不端案例，來自該校的“學風委”委員需回避，“學風委”將在第一時間組織相關學科委員及學界的其他知名專家進行調查、研究和鑒定。以此為基礎，做一份詳實的“調查報告”，在《學風委通訊》或舉行新聞發布會，公布“學風委”的意見或建議。

 

當年，“學風委”的成立被很多人看成是解決“學術抄襲”的一根救命稻草，然而5年過去了，“學術抄襲”之風卻不降反升，救命的稻草不但沒救了命，就連自己也幾乎是名存實亡了。如果說“學風委”的成立旨在打擊“學術造假”，那么它至少也該有個平臺接受監督與檢舉，然而記者在網絡上不但搜索不到該委員會的官方網址，就連聯系方式、工作地址也無從查詢，而所有關于“學風委”的新聞也都像是例行公事的文件，沒有發自“打假”前線的報道，更沒有對“抄襲”事件的表態。

 

既然是一個維護學術純凈，打擊學術造假的組織，卻沒有任何接受監督、檢舉的平臺，而且還隱匿得如此之深，著實讓人費解。

 

記者再次致電教育部，試圖尋找這個“維護學術純凈”的組織，了解“學術抄襲”的界定，新聞辦要求記者聯系教育部督導辦，以了解更多的信息，但督導辦卻向記者表示，沒有聽說過“學風委”，也不負責“學術抄襲”的事情，不能提供相關部門的聯系方式。隨后記者再次致電教育部新聞辦，接線員表示如果督導辦說沒有“學風委”，那就是沒有這個部門。在記者表示網絡上可以查到“學風委”的信息之后，電話另一端沉默了很久，并最終要求記者去社科司問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