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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解放后的前十七年中，毛澤東也曾經對這種帶有封建性質的教育大加批判，以一次又一次的“教育革命”來沖擊這種以傳授知識為中心的應試教育，只是他所秉持的教育觀念是比應試教育更粗糙的“反智主義”觀念（知識越多越反動），使用的方法是以否定知識的正常價值、破壞教育正常秩序的政治運動方式，所以結果比他所反對的應試教育的效果更糟，出現了“反右”、“教育革命”、“文革”等重大失誤。在改革開放時期的撥亂反正中，由于沒有先進的教育思想的引導，以及社會還沒有從思想禁錮的狀態中走出來，所以教育僅僅是恢復了一個常識，亦即要重視教育、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在教育發展的具體思路上，并沒有產生新的思維，只是簡單地回到“十七年前”。所以，在三十年的教育發展過程中，大學雖然在辦學規模和教學條件方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在教育的思想和品質上，還是“十七年”的水平，并沒有實質性的進步。而在這種文化和教育氛圍中探討大學制度改革，其詮釋政策、包裝現實體制則是自然而然的了。

 

顯而易見，目前通行的大學制度理論并非理論創造的結果，而是詮釋現實大學制度的結果。這種理論其所以能夠通行，顯然是有其思想和制度基礎的。然而，詮釋只能暫時性地掩飾問題，并不能解決大學實踐中的問題。

 

在大學體制與社會政治制度同質、同構的情況下，在“教育要貫徹黨和國家教育政策”的話語背景下，在大學領導集團為政府代表的情況下，大學的理論研究在思想上就面臨著一個巨大的“精神障礙”：似乎詮釋或歌頌教育制度，就是服從和擁護國家的教育政策，而批評大學就似乎是批評政府和國家的教育政策，從而給教育理論研究增加了壓力，使教育創新多了一份學問之外的阻力，也助長了詮釋的風氣。這樣的社會形態對教育理論研究的影響是，教育理論研究的首要原則是政治安全，其次才是創新，安全重于創新，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國的教育理論研究中詮釋成風，而創新稀少的主要原因。

 

對現代大學制度理論的分析是艱難的，沉重的，然而卻是應該的、必須的。因為容忍平庸的理論流行，只能加深大學的危機，貽誤大學改革的時機。目前社會上下都認為大學有問題，都認為大學的制度需要改革，但問題的核心是我們有沒有改革的誠意。面對大學體制的真正癥結，我們有沒有決心破除？面對正確、合理的教育制度，我們是否敢于舍棄既得利益，真誠地學習和引進？這既需要我們的見識和勇氣，也需要我們的信念和境界。（作者王長樂為江蘇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