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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記筆記，考試背筆記，考后全忘記。”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朱永新再談“錢學森之問”：

 

“中國人那么聰明，那么勤奮，為什么培養不出創新性的拔尖人才？”在中國科學院大學與高等教育出版社近日聯合主辦的“中國科學與人文論壇”上，演講一開始，朱永新就把“錢學森之問”拋了出來。

 

面對臺下數百名研究生和本科生，這位民進中央副主席、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指出，造成我國缺乏世界級科學大師的第一個原因，就是文理分科。他引述一篇評論的話說，中國不缺少才智過人的學者，但是很少有兼具科學精神與人文情懷的巨匠。一些人過分關注科研的果實，而忽略了成長的過程，在利益的驅使下作科學研究，往往會急功近利、作風浮躁，甚至欺詐造假。

 

“沒有人文情懷的科學家一定走不遠，他不會有強大的內在動力。僅僅為了個人——這種動力是有限的，因為個人所追求的東西總是有限的。”

 

朱永新指出的第二個原因就是我國公民閱讀能力下降，導致了公民總體素質的下降。他認為，表面上看來，閱讀是個體性行為，但猶太人的例子說明事實并非如此。從1901年起，諾貝爾獎獲得者中，猶太人數量已過百。華人，特別是本土華人與之相比，差距立現。“猶太人是閱讀量最大的民族，他們平均每人每年的閱讀量是65本書，我們是多少？5.14本書，其中還包括教學書、教科書，相差10多倍。”

 

滿堂灌的教育體系是朱永新抨擊的另外一點。在他看來，目前我國大部分的大學課堂和中小學課堂沒有什么兩樣，“上課記筆記，考試背筆記，考后全忘記”。很多老師都是每天重復昨天的故事，不需要更新，因為“沒有對話的壓力”。而真正好的課堂，一定是對話的課堂，一定是討論和爭論的課堂，這樣才有活力和生命。

 

“智慧沒有發揮出來，這是我們的教育的最大問題。中國人的智慧被管死、被套住了。”朱永新說，“具體來說，地方管的太死，學校管的太死，行政部門權力太大，教育資源配置不合理，發展不平衡，教育活力沒有得到發揮。”

 

他還在演講中特別提到，在我國，民間資本一直沒有真正進入教育體系，民辦教育的活力及其對于公辦教育的重要補充與激勵作用沒有充分發揮。“教育改革，如果沒有民間財智參與，無法真正進行，勢必導致用形式主義對付官僚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