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情愫：
更是“親我中華”情結
蒲慕明的名字，曾幾度與“清華”二字相連。
蒲慕明1970年畢業于臺灣清華大學物理系，14年后，1984年北京的清華大學復建生物系，時任美國加州大學埃文分校生理系教授的蒲慕明，沖破大洋的萬里波濤阻隔，欣然受聘兼任該系的主任。
不知蒲慕明者，認為他此舉是因為母校的緣故，才有解不開的“清華”情結;知蒲慕明者，便曉得讓他真正魂牽夢縈的，是那終身的“親我中華”情結。
起初，蒲慕明為清華大學生物系定名為“生物科學和技術系”，一直到最近，清華大學才將其改為了“生命科學院”。
蒲慕明不是“懷才不遇”，但在北京清華大學工作的那段時光，的確是榮光與艱辛的糾葛交織，夢想與現實的沖擊碰撞。當時的中國教育科學界，教育科研等經費捉襟見肘，沒有足夠的能力支持基礎研究;而對以基礎研究為本的蒲慕明來說，當時剛打開“改革開放”門戶的中國，也不具備他拳打腳踢施展才華的環境。
清華大學生物系盡管有著全國最為優秀的學生和教師，但經費支撐嚴重不足，僅有的一點經費幾乎全部用于教學工作。更有甚者，補助生物系老師們工資的獎金，還要從蒲慕明這位外籍系主任的機票補貼中發出。而最令蒲慕明先生感到無奈的是，世界銀行的貸款全部用于購買大型儀器，而會使用這些儀器的人員卻少之又少。
“當時國內的大型儀器設備雖然多，而我們卻沒有生物系最常用的電子顯微鏡，形成了資源的極大浪費和耗散。”蒲先生回憶：“我在清華大學之所以沒有繼續做下去，原因在于，一是我當時還很年輕，顯然力不從心，二是國內科研的大氣候還沒有形成，我也很無奈，無力更多地改變什么，所以我兩年后只能選擇了離開。”
雖然是在做一件正確的事情，但選擇了在一個錯誤的時間做，蒲慕明此時應有的結局可想而知。
但這時的離開并不意味著遁逃。在清華生物系復系10周年時，蒲慕明專門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發來了他的一篇感言，謂之：“1984年我以兼職身份參與了清華生物系復系初期的籌劃工作，10年來看到了生物系步步茁壯成長，培育了許多優秀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為國內的生物科研和教育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對我個人來說，與清華生物系的聯系是我學術生涯中極為珍貴的一段經歷。”
清華大學生物系創建20周年時，當孫自榮老師邀請蒲慕明為此寫幾句話，最先映入蒲慕明眼簾的情景，是20年前在清華生物系草創初期，“南明兄提著他的黑皮包為復建生物系館奔走的情景，和在簡陋平房的小教室里，與清華大學第一屆本科生一起上論文選讀課的生動場面。”
由此，蒲慕明還說：“20年來隨著中國經濟蓬勃的發展、科研環境不斷的改善，清華生物系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在國內已處于領先地位。但清華生物系作為國內一流學府清華大學的一個院系，還有更艱巨的路要走，使中國生物科學在國際上取得應有的地位。”
蒲慕明先生也曾為《自然》雜志撰文，現身說其感悟：“基于過去20年在中國參與建立一些科研機構的經歷，我越來越認識到，中國研究機構在國際上取得卓越地位的障礙也許不是來自經濟因素，而是文化因素。”
盡管命運多舛，最后在1986年蒲慕明不得不選擇了離開清華大學，但在該校生物系重建的最初兩年中，他還是為生物科學與技術學科的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基于他從最初創建清華大學生物系，到后來到領導上海神經科學研究所的工作，蒲慕明在2005年獲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殊榮，他這段彌足珍貴而又特殊難忘的人生經歷，無疑也是值得濃墨重彩抒寫的重要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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