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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工程院院士、普林斯頓大學講席教授李凱經常被問到這樣一個問題：您認為中國計算機領域的高科技創新如何？

　　李凱的回答略顯直白：“不行。”

　　他以運轉了28年的“863計劃”為例：近年來國家每年投入的經費達到20億美元，但是在高科技創新方面，尤其是在計算機領域，卻找不到一個通過承擔863項目產生核心知識產權并且占領國際市場的成功商業案例。

　　“如果從培養人的角度來說，863計劃是培養出了一批人才，但是，如果從科研創新的角度而言，我認為它是失敗的。”李凱說。他的評價基于三個標準：第一，是否產生顛覆性技術；第二，是否在某個領域的國際市場上占據領頭羊地位；第三，是否通過核心知識產權創造出很高的毛利。

　　有人認為李凱定的標準太高，但李凱不同意：“這是世界工業界公認的標準，不是我的標準。”

　　去年，為了紀念《中國計算機學會通訊》出版100期，作為中國計算機學會的海外理事，李凱系統梳理了這個思考多年的問題，應邀寫了一篇長文《促進中國高科技科研創新的想法》。在這篇文章中，他尖銳地指出當前教育和科研制度的弊端，尤其是科研制度將科研和創新混為一談。

　　雖然知道直言不諱地道出這樣的結論會讓一些人不快，可李凱依然堅持做《皇帝的新衣》里那個說真話的孩子，因為“在科學與工程領域，想要成功，首先要實事求是”。

　　在學術界與工業界的成功跨界經歷，李凱對科研與創新的聯系有深入的思考和親身的體會。

　　近日，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時，李凱再次重申自己的觀點：“你不實事求是，就看不清自己的位置；你要想真正前進，發現新知識、創新，必須實事求是，否則就達不到目的。你要衡量做得有多好，要同一領域的評價，而不是政府來評或者領域外的人來評。”

　　科研和創新不是一回事

　　過去幾年中國一直在增加科研投入。2013年，中國的科研支出達2580億美元，雖然占GDP的比例還低于歐美、日韓與以色列等發達國家，但科研投入總量已居世界第二，比美國少36%。在高科技產業領域，中國占全世界高科技產品的出口份額從2000年的6.5%一路攀升到2013年的36.5%。與此同時，中國也躍升為世界論文第一大國。

　　一個不容回避的核心問題是——政府對高科技創新的投入有多大效果？

　　“如果向國際高科技界詢問這個問題，大多數會回答：并不有效。”李凱說，根據科技部披露的數據，2011年中國出口高科技產品份額中，82%由外資企業或合資企業生產。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高科技發展是中國從制造大國向基于核心知識產權的高價值經濟體轉型的關鍵。一個明顯的事實是，相當多的學者已經學會了如何把錢換成“紙”，也就是書面的論文，但是還不太擅長如何把書面的論文，也就是“紙”轉換成金錢。

　　為什么政府在高技術領域的科研經費投入效果很差？為什么論文第一大國掌握不了“紙變錢”的游戲規則？在李凱看來，原因主要在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科研與創新合二為一的政策，并對所資助的研究性項目提出不切實際的商業成功要求。

　　“從表面上來看，科研與創新合二為一的政策對政府和宣傳是很有吸引力的，但其實這是混淆了科研與創新的基本概念。”李凱對第一個原因闡釋道。

　　以發明即時貼聞名世界的3M公司的杰弗里·尼科爾森博士曾經對兩者給出明確的定義：“科研是將金錢轉換為知識的過程”，而“創新則是將知識轉換為金錢的過程”。

　　“如果把金錢轉化成金錢，就去華爾街，不需要找科研人員。”李凱直言。

　　李凱認為，將科研資助與創新資助混為一體所帶來的問題顯而易見。

　　第一個明顯問題是此舉會帶來兩種激烈的沖突。李凱舉例，一個受到資助的團隊必須發表新知識來衡量他們的研究是否成功，但同時又要保護他們的知識產權以實現商業成功。這在知識產權保護還較弱的環境下是非常困難的。

　　另一個沖突是大學會變成營利機構。當一所大學擁有了公司，它將成為產業界的競爭者。這樣的利益沖突偏離了大學的主要目標——培養學生。

　　李凱認為，第二個明顯的問題是要在2～3年內既要產出成功的科研成果又要實現成功的創新產品是不現實的。

　　“即使不考慮發表論文，哪怕是擁有了一支有經驗豐富的高素質工程師團隊，要想在這么短的時間內開發出在市場上獲得成功的高科技產品已經是非常困難的，更何況這支團隊是由沒有產品開發經驗的研究生新生組成的。”李凱說。

　　這樣的后果就是——很多團隊轉向做“反向工程”或“山寨”產品，卻沒有創造核心知識產權；很多聰明的研究人員開展影響力不大的研究項目，開發沒有市場競爭力的產品；很多發表的論文或者只有一些小的改進，或者根本沒有新的想法。

　　然而，為了繼續獲得未來的經費支持，不僅每個團隊都必須宣傳自己的項目是成功的，而且經費管理機構也必須宣傳他們資助的大多數項目是成功的。

　　“也許這就是為什么‘863計劃’資助了28年后，所資助的項目仍然是在‘追趕’而不是做真正的創新。”李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