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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4年來，王敏（化名）手機里的日程表始終重復著“老三樣”—查資料寫論文、備課講課以及看郵件回郵件。

　　盡管如此，王敏已經“焦頭爛額”，恨不得把一天當作兩天過，“看看我的黑眼圈和白頭發，再看看名片上的職稱，查查我的銀行卡……如果不是還有些教育理想、育人情懷，早就另謀出路了”。

　　王敏是北京高校青年教師群體中極為普通但又頗具代表性的一員。在網絡上，他們被稱作“青椒”—二十幾年寒窗苦讀修成“正果”，在大學校園爭得一席教職。可未曾料想，職稱晉升、教學科研、結婚生子、賺錢養家等人生大課題讓他們面臨比以往更大的壓力。

　　2014年前后，共青團北京市委成立北京青年1%抽樣調查課題組，對在京普通高等學校中35周歲以下的26781名專任教師、行政以及教輔人員（不包括后勤和校辦產業等機構中的工勤人員和其他人員）進行了調查，其中，專任教師16738人，行政教輔人員10043人。

　　此次調研按照5%的比例分高校、分院系、分專業，在北京的91所普通高校進行抽樣，發放問卷1340份。同時，調研通過座談會、訪談等方式抽取160份樣本并發放問卷。總計發放問卷1500份，收回有效問卷1409份，有效樣本量總計1255個。

　　晉升副高出現“職稱擁堵” 科研領域的“馬太效應”是壓力來源

　　根據團北京市委的調查結果，在接受調查的高校青年教師中，48.0%的受訪者表示壓力大，其中10.1%表示壓力非常大，另外還有38.0%的受訪者表示壓力適中，僅有4.3%和9.7%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沒有壓力或壓力較小。

　　在造成工作壓力大的原因中，“專業職務晉升困難”成為最主要的一項。

　　王敏是北京一所高校新聞學院的教師。在同事眼中，他是科研和教學雙豐收的“年輕榜樣”。然而，盡管達到了學校評定副高職稱的標準，可由于“排隊的優秀者太多”，他只好著急地“默默”等待。

　　中央民族大學的徐偉也面臨和王敏相同的情況。他以自己所在的管理學院為例，目前學院在崗超編的副教授已有8位，符合條件的講師更有10余位，職稱晉升的擁堵現象極其嚴重，“很多優秀的人短時間都無法晉升”。

　　職稱晉升是大多數青年教師所面臨的困境。根據團市委調研結果，北京高校青年教師“以中級職稱為主，初級職稱為輔”。

　　具體來看，16738名專任青年教師按照專業技術職務來劃分，正高級199人，占1.2%；副高級2363人，占14.1%；中級10360人，占61.9%；初級2321人，占13.9%；未定職級1495人，占8.9%。整體情況呈現出中間大兩頭小的紡錘狀。

　　課題組稱，在過去的青年教師評定中，副高級職稱主要與工齡及學歷相關，存在一定的“論資排輩、熬年頭”現象。以往由副高晉升正高很難，現在不僅評上正高更加困難，由講師晉升副高也變得越來越不容易，副高職稱的評定已經成為青年教師職業生涯中的瓶頸，“第二次職稱擁堵”或者說“雙職稱瓶頸”在青年教師群體中已經逐漸顯現。

　　然而，“青椒”壓力大不僅僅是因為“專業技術職務晉升困難”（占24.52%），“工作負擔太重”（占17.30%）、“教學科研經費不足”（占13.66%）也是主要原因。

　　“現在的青年教師早不是從前那種安安穩穩、悠閑自得的教書先生了，既要搞科研，也要抓教學。”王敏說，現在不少青年教師身上都壓著很重的教學任務，可絕大多數的考核都以科研為主，發表論文的數量和期刊等級、申請的課題數量和大小等等都是擺在眼前的“難題”。

　　但最大的“難題”在于，如徐偉所說，越有頭銜的教授越能拿到高級別課題，年輕人幾乎沒機會。另一方面，量化的考核標準讓不少急需職稱改變生存狀況的青年教師寫了大量質量很差的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調查顯示，從科研經費的分配和激勵上來看，超過半數的受訪者認為“存在評定不公等問題”，41.6%的人認為現行科研經費管理制度有改進空間。

　　報告分析認為，從技術職務上來看，依托于掌握豐富資源的“學術權威”的青年教師更容易獲得科研項目和發展機會，進而獲得更多提升空間和展示平臺，優勢資源向優勢青年教師集中，使其變得“越來越好”，而那些缺乏依附關系和相關資源的青年教師，則很難獲得機會和空間。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高校內科研資源配置強者越強、弱者愈弱的“馬太效應”。

　　“青年教師根本沒有真正獨立科研的機會，都得‘攀’著老教授們。”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副教授告訴記者，現在不少老師都很“忙”，忙著“編”課題申請書，“炮制”論文，“找”發票，和老教授、期刊編輯拉關系，“誰還有心思好好上課？”

　　“不管怎樣，青年教師還是得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學者氣質和耐心。”徐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