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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與廣州某重點大學的T教授一起吃飯聊天。T教授10年前從日本的大學博士畢業，來到廣州之后，一直在這間大學任教，已經有十年整了。席間他談起日本的大學如何評職稱的問題。

  日本的中小學學校的教師是不評職稱的，對教師的考核主要是依據法律的標準，與相應的職業道德規范，只要你不違背相關的法律與職業規范，就可以自然晉升工資，不像中國的學校搞得這樣復雜。什么五項評比，什么職稱晉升，什么效率工資，什么榮譽評選。搞得很復雜，但是效果卻很差。

  日本中小學教師之所以能夠這樣簡單化處理，而且教育教學效果卻非常好，是因為他們高門檻進，同時靠良好的社會職業道德以及誠信制度與良好的法治社會環境來保障。在學校及整個社會只有一些最基本的保障。

  比如，你不能夠造假騙人。你不能夠違法。你不能夠違背學校的規章制度。總之，只要做最基本的，剩余下來的空間都是教師的。教師這種工作是一種良心活，評價弄得過于繁瑣，規定太多太死，反而會束縛教師的手腳，打擊他們的工作積極性。只有那些從內心里認同、熱愛教育工作的人，才會享受到教育工作的快樂。

  日本不鼓勵中小學做科研，大概是考慮到學術研究是一項專業性非常強，需要學術天賦與濃厚的學術興趣，同時還需要耗費大量時間、精力的工作，這樣的工作不太可能讓中小學教師這樣繁忙的教育工作者利用業余時間可以完成的。

  因此，日本只有大學才評職稱。而評職稱的過程，當然也是有對教學能力與科研能力、科研成果的考核過程。不過，日本在認定教學能力與科研能力及科研成果方面，真正做到了教授治學、教授治校。日本的大學，涉及學術評審的重大問題的決策都是教授說了算。

  行政人員只是做服務工作與召集人之類的工作。然后是教授們討論、投票。討論過程中，可以充分地反復地辯駁、發難、答辯，然后趨向于一種共識，而這種共識要靠教授們投票，而不是會議主持人最后拍板決定。沒有通過教授會議決策，一切重大事項都不能夠啟動。

  大學里晉升教授當然也是學校里的大事之一。這個過程是一個非常自然的過程。你有什么水平，做過什么研究，有什么科研成果，平時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并沒有類似中國這樣的評選制度。中國的評選完全是行政主導的。

  盡管也有所謂的專家同行評審的環節，其實大多只是走過場。更為重要的是，評選專家對擬晉升的人的研究幾乎不了解。靠現場在短短幾分鐘內把所謂的論文著作表格拿一看，只看這些論文發表在什么刊物上，而公開出版的刊物又分成A、B、C、D幾個等級的。

  有所謂的國家級重點權威期刊，國家級重權威期刊、國家級一般期刊，核心期刊，普通公開發行的刊物（即有CN刊號的刊物），以及沒有公開發行，沒有刊號的刊物的，即所謂內刊等等。在內刊上發表的東西，是絕不會被承認的。而課題也是按照行政級別的。

  所謂國家級重點課題、國家級一般課題、國家級重點項目，國家級一般項目、省部級課題、省部級項目等等，其實并不是學術研究的學術標準，而是行政標準，雖然有時也像模像樣的邀請幾個專家來評審，其實都是行政主導之下做個樣子的。而且評審的標準也夾雜了太多的非學術因素，比如圈子效應、人脈關系、師承關系、政治及權力因素與利益輸送關系等等。學術因素在評審中已經退成了一個次得不能夠再次，無足輕重的因素。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少有因學術而獲得認可的。

  在中國一切學術評審，包括職稱評審，第一個因素是行政，只要你官當得大，權力十足，職稱只是附帶的小事一件。即使你從來不研究，也不在學術圈內，教授、博導之類的頭銜也會主動送上門來。像原重慶公安局長的王立軍先生，就擁有國內幾十個重點大學的教授、博導頭銜，發明專利數百項。這些其實都是大學主動送來的。目的是為了巴結當時如日中天的王立軍。今天應該把聘任王立軍為教授、博導的大學公布曝光，才會顯得公平合理。不要好處獲得了，風險全無。中國成為造假騙子的天下。

  第二個因素是近水樓臺因素。道理很簡單，如果你接近教育行政部門，接近行政權力，你自然就容易上位。第三個因素是利害關系因素，或者叫經濟因素。如果你能夠有利益輸送或者基于趨利避害原理而處于一個比較有利的位置上，自然也容易上位。總之，學術評審，基本上沒學術什么事。那些看似公平的程序，包括權威論文的發表與重大科研項目與學術榮譽的獲得，都是可以通過潛規則與內幕骯臟的交易獲得。

  但是，在日本沒有這些刊物級別，雖然公開發表了也不錯，但是，真有水平的論文并不一定都要公開發表。有時在學術會議上提交過了，甚至你只要寫出來了，轉給了相關專家，他們閱讀之后獲得了高水平的認可，也可以獲得同樣的認定。甚至在學術會議上的發言，也可以作為學術水平的認定依據。

  日本大學的職稱評定是真正的同行專家的、來自學術共同體的學術水平認定。大家都研究類似的問題，誰研究得怎樣，包括有沒有真正做研究，大家其實是很清楚的。在這里大家都有學術誠信，不敢馬虎，更不公然造假。在日本，一切造假都是后果極其嚴重的。而學術研究造假更是不可饒恕的。沒有哪位教授敢以自己一生的學術研究作賭注去包庇造假，更不敢親自去造這個假。

  今年8月5日日本國際著名細胞學專家、日本國立理化學研究所發生與再生科學綜合研究中心副所長笹井芳樹自殺，在神戶一家醫院里搶救無效去世，終年52歲。原因是因為他有一個合作者，也是他的學生小保方晴子（30歲）作為主要研究者，涉嫌在新型萬能細胞“STAT細胞”研發的實驗研究中涉嫌造假，他們合作署名的萬能細胞研究論文遭到質疑調查，盡管小保方晴子不承認造假，并在監控之下繼承做這方面的實驗研究，但是，笹井芳樹還是迫于巨大的輿論壓力選擇了自殺。

  這位科學家36歲就成了京都大學再生醫學科學研究所教授，是一名名副其實的世界級專家，在此次小保方晴子涉嫌研究造假事件中，笹井芳樹僅僅是負連帶責任與教授的教育責任，所產生的壓力已經足夠讓一個久負世界盛名的權威教授選擇自殺，這樣的事情在中國不可能產生的。

  中國人視造假為家常便飯。若是遇到類似笹井芳樹與小保方晴子這樣的事情簡直就不值得一提，不可能會產生如此強烈與巨大的社會反響。可見，在日本，專家同行的評定是具有很高的學術誠信度的。大家作為同行，平時是相對比較了解的，也是基本上是互相信任的，一旦涉嫌造假，那將是極其嚴重的事情。像笹井芳樹在這樣一個并不需要負主要責任的涉嫌研究中，其遭受到的壓力足以讓他選擇自殺。這已經說明了一切問題。而中國的教授，自己造假還不夠，還包庇、支持與捍衛造假。

  在韓寒事件中，大名鼎鼎的清華大學竟然有著名教授說出這樣的話：韓寒的作品要是他爸爸寫的，我連他爸爸一起喜歡。公然支持造假。相比日本人的學術誠信，中國人確實沒有什么好說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