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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教育部科技司與中關村管委會聯合發布《關于促進在京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實施方案》，將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績效納入“雙一流”建設考核評價體系。

  其實，“雙一流”建設自首批名單公布、由戰略決策轉入真正實施以來，這早已不是第一次有其他內容納入其中。此前，某高校就提出，要把思政課作為人才培養的核心課程納入“雙一流”建設重點任務；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還有代表提出，要把寧靜校園納入“雙一流”建設指標。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今后，是否還有類似科技成果轉化、思政課這樣的內容納入“雙一流”建設，目前尚不得知，但這一勢頭卻值得關注和探討。

一種政策引導

  說到科技成果轉化績效納入“雙一流”建設考核評價體系，其實在名單公布之前的2016年8月，教育部、科技部出臺的《關于加強高等學校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工作的若干意見》中就早已明確提及：“高校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績效納入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考核評價體系。”

  可以說，這次教育部科技司與中關村管委會聯合發布方案，只是對上述文件的一次地方性落實和嘗試。

  “它主要還是針對北京的部分高校，并不能夠作為對全國高校的要求。”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別敦榮認為，對科技成果轉化的支持，不應該只是“雙一流”建設高校來做，所有有關高校都應該重視起來，因為科技成果轉化率低是中國乃至國外高校的共性問題。

  在他看來，高校畢竟不是產業部門，教師們更擅長做科研而非轉化，這也直接導致了高校的科技成果轉化率比較低。“這個方案更多的是一種導向。因為考核就是一種評價，評價就是一種引導，引導高校更加重視科技成果轉化。”

  對此，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副院長操太圣也表達了類似看法。

  “該方案中的這一規定體現出了政策的價值導向作用，即向社會宣告決策者關注的重點是什么？資源配置的方向在哪里？”操太圣說，具體來講，就是告訴那些進入“雙一流”建設的高校要關注此問題，并在辦學過程中努力落實，否則可能影響到后期的評估結果和進入下一期的“雙一流”建設。

  不過，操太圣認為，科技成果轉化有其學科與專業屬性的要求和限制，將來在評估時如何兼顧不同高校的學科差異性，特別是那些以人文社科專業見長的高校不至于因為這一評價指標就被打入另冊，也是需要提前預見的。

  可以想見，在“雙一流”建設中把科技成果轉化績效作為一項考評指標，勢必會激勵高校更加重視科技成果轉化，起到促進科研驅動經濟產業發展的效果。“從這個角度來講，這個方案是有積極意義的。”別敦榮說。

  既然如此，是否類似內容都可以納入“雙一流”建設呢？答案是否定的。

瞄準世界一流

  “雙一流”建設本身有一個特殊的界定，即“中國特色、世界一流”。

  “‘中國特色’講的是特征，‘世界一流’講的是水平。‘雙一流’建設追求的是世界水平。”別敦榮說，所謂的科技成果轉化，不應該是一般的科技成果轉化，而應該是追求世界一流、能夠引領中國產業發展的成果轉化，也就是高科技成果。

  他認為，不能泛化為什么都可以納入進來作為考核指標，還是應該從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出發，從建設世界一流學科的角度，考慮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科技成果轉化以及社會服務等。“一切的一切都要以‘世界一流’為中心，如果脫離了世界一流，就可能誤導‘雙一流’建設。”

  在操太圣看來，“雙一流”建設在本質上還是辦教育，因此，還是要回歸到辦大學、辦學科的本源上思考，特別是“雙一流”建設高校，更應該以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引領社會發展的各行業精英為職志。

  “實踐中，‘強調科技成果轉化’可以看做是市場力量對大學發展提出的要求；‘重點建設思政課’更多地反映出黨對合格接班人培養的關注。”操太圣說，從我國教育的社會本位特點來說，出現這些現象是可以理解的。“其同時也提醒人們，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與遵循教育規律相結合，加強高校自身的主體地位和能力建設，做到教育的‘四個回歸’也非常重要且急迫。”

  而對于瞄準世界一流而進行的“雙一流”建設的現狀，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卻有著自己的擔憂。

  “對于一所一流大學來講，一定要有一流的人才培養和一流的學術成果。”熊丙奇說，我國如今在人才培養方面的重視度并不夠，考核時往往以規模和體量來代替質量，比如研究生的規模，而實際上，一流人才培養是與學校整體的課程建設、推進完全學分制教學、實施通識教育、關注創新人才培養等密切相關的；對于一流學術成果，我國特別重視的依然是論文，關注的是課題經費，主要在乎的是規模和體量，并沒有真正去關注學術的創新價值。

  因此，在熊丙奇看來，“雙一流”建設的過程中必須有這樣一個考評體系的建設，而要真正建立起符合教育規律、符合高校辦學規律的評價體系，就必須推進評價改革。

分類考核評價

  實際上，教育部科技司與中關村管委會聯合發布的方案，“如果前提是將科技成果轉化作為某類或某幾類高校的評價指標，則體現了我國高校分類管理、分類評估的思路，而其落腳點又是對教師的分類管理與分類評價”，操太圣說。

  今年2月，中辦、國辦曾聯合印發《關于分類推進人才評價機制改革的指導意見》，規定對于高校教師中的“應用研究和技術開發人才”要“突出市場評價，由用戶、市場和專家等相關第三方評價”。因此，其研究項目必須面向和滿足市場的需求，成果轉化也就自然成為研究工作中的必需環節。

  “而當前，我國還是以行政主導的評價為主，它帶有比較強的行政色彩、功利色彩，強調政績觀，這反而可能會導致學校的辦學形式主義，甚至可能為了達到指標而弄虛作假。”熊丙奇說。

  其實，《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早就明確提到，對高等教育要淡化行政評價，推進專業評價，“鼓勵專門機構和社會中介機構對高等學校學科、專業、課程等水平和質量進行評估”。

  對于我國現在推進的分類管理、分類評價的改革措施，熊丙奇認為，核心其實并不是如何對學術型人才或教學型人才分類進行評價、設置不同的評價指標，關鍵是要建立同行評價機制。比如，一所大學里實行教師同行評價，教師們開展教學或學術研究，很自然地就會根據其自身的教學任務或學術研究情況，按照教育的標準和學術的標準來評價其教育能力、教育貢獻以及學術能力、學術貢獻。

  “如果還是堅持行政主導而非同行評價，即使是分類管理、分類評價，也依然是由行政來分類，分類之后還是由行政部門來確定評價指標，而這樣的評價指標可能又是表面化的，甚至可能會政績化，結果導致大家為了達到指標而產生形式主義等諸多問題。”熊丙奇說。

  在別敦榮看來，中關村管委會與“雙一流”建設高校之間的關系可能需要界定清楚。中關村管委會應該做或能做的既不是行政也不是評價，而是激勵和支持。與中關村管委會職能相關的高校都不是它所屬的，它可以作為利益相關者參與相關治理活動，與“雙一流”高校開展平等、雙向的共建活動。

一個系統工程

  熊丙奇認為，在“雙一流”建設過程中，更需要的是改革。“就是要推進教育的管辦評分離改革，并且建立現代大學制度，這才是建設‘雙一流’最核心的改革。”

  對此，操太圣深以為然。

  “‘雙一流’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包括很多方面和層次的問題。”他說，在切實落實管辦評分離和政府“放管服”等教育政策、推進高等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進一步落實高校辦學自主權的前提下，最重要的還是高校自身的能力建設問題。

  具體來說，就是高校要有具前瞻性的辦學理念和人才培養目標、致力于理念和目標落實的現代大學制度、功能健全的組織結構、具競爭力的教師隊伍、寬松開放的組織文化、足夠的經費支撐、支持性的組織領導等。“只有將以上這些問題解決好了，我們的大學才能真正擔負起創建世界一流的責任和使命。”操太圣說。

  在熊丙奇看來，管辦評分離改革的核心是政府向學校放權，然后學校自主辦學。“這實際上是推進學校的管理、評價去行政化，讓學校真正能夠明確自身的辦學定位，按照教育規律進行發展。”

  “另外就是學校內部必須推進現代治理。”他說，簡單來講，就是行政權、學術權、教育權必須分離，要建立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發揮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的教育管理、教育評價以及學術管理、學術評價的作用。“這實際上是讓學校能夠堅持其本身的辦學定位，形成學校辦學特色非常重要的方面。”

  熊丙奇認為，如果不推進管辦評分離改革并建立現代學校制度的改革，“雙一流”建設可能還會停留在概念上，無法深層次地真正推進高校一流人才的培養和一流學術研究成果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