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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近幾年，學術不端行為非常普遍，比如有的學者偽造數據、涉嫌抄襲，你如何看待這些現象？

 

許智宏：現在學術界顯得很功利，加上激烈的競爭，不少研究人員整天疲于奔命，申請經費，爭取課題，寫匯報，不少教授既當導師又當秘書，研究力量缺少一種合理的組織結構，研究工作成了生產論文的機器，也使學術研究的崇高目標偏離。有的校長嬉稱，SCI論文變成大學的GDP了。對人的評價，對論文的獎勵，層出不窮的種種評估，則對此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加上我們在一段時間內缺乏處理學術不端行為的制度設計，一些單位未能及時處理此類事件，也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

 

其實，這些年西方國家的一些名校也曝出諸如弄虛作假一類的事件，但問題出來以后，一般都立即啟動調查，及時進行分析處理，殺一儆百。由于學術問題的復雜性，有的案例也有耗時幾年的。

 

過去我們的大學缺少這種制度性的保障，現在大學都有這種制度了，關鍵是要嚴格執行，同時也要加強對教師和學生的學術道德規范方面的教育，特別是教師要教書育人，為人師表。

 

記者：你覺得這幾年大學的校園文化有沒有什么變化？有沒有受到這種大環境的沖擊？

 

許智宏：這是一個現實，目前的社會很多方面都出現了兩極分化，學生的價值取向多元化。就我觀察，北大不少學生積極向上、刻苦學習的勁頭不比我們當學生時差。

 

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不少學生缺乏理想，或者太功利，或沉溺于虛擬世界之中，這其實也是一種對現實責任的逃避。

 

我對同學們說過，你們沒時間看書、鍛煉，但你們有時間半夜里起來“偷菜”、“種地”，希望大家在享受虛擬世界的同時，不要忘記現實世界更精彩。

 

 

記者：每年10月初是諾貝爾獎誕生的日子，那個時候不少媒體會質疑：諾貝爾獎獲得者何時能在中國出現？記得在錢學森逝世一周年紀念日前后，“錢學森之問”再度引起人們熱議，對于這些問題你如何看？

 

許智宏：大家都在討論“錢學森之問”，每年諾貝爾獎揭曉的時候，媒體會有不少文章討論中國何時能在本土產生諾貝爾獎得主，這種心情都可以理解。但要知道，諾貝爾獎不是錢堆出來的，正像一流的大學、一流的科研院所不是錢堆出來的一樣——前一時期也有媒體稱我說一流大學是錢堆出來的，一字之差，真是冤枉——它需要的學術環境恰恰為不少大學和科研院所忽視或重視不足。

 

我多次說過，我們現在大學的土壤不夠肥沃，施用了太多的“化肥”和“農藥”。教育者或領導的責任就在于要好好改良土壤，形成一種良好的學術環境，使老師能安心教學和從事研究，學生能刻苦學習，培養才能。

 

也就是說，學術界要重視軟環境的建設，注重人文精神、科學精神的培育。很難預測第一個諾貝爾獎會在哪所大學或哪個研究所出現，但如果學術界不再如此追求短期的目標和成果，不再滿足于出幾篇SCI論文，真正能靜下心來探求科學之時，諾貝爾獎在中國出現只是遲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