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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學者人格相關的是大學行政化的第三個特征，也就是行政管理者手中掌控著大量的機會和資源，迫使學者對行政“恩賜”產生嚴重依附。這也是中國大學行政之所以“牛”的根源。近年來，中國政府為了爭創“世界一流”，對極少數高校大量投入，而支配這些資源的自由裁量掌握在教育部門和大學行政等機構手中。學者要想“分一杯羹”，就必須和領導搞好關系。大學行政領導不僅自己掌握巨大的學術資源，而且儼然是學界領袖和榜樣，桃李滿天、前呼后擁、呼風喚雨，污染了整個中國學術界的空氣。且不說行政和學術是性質不同、不能兼容的兩回事，即便行政領導當時因為“學而優則仕”任職，他的學術標桿地位也只是按當時水準的評判結果，必然會為后來者所超越。但是在高度行政化的學術環境下，這些人的地位是不可撼動的，因為他們已然成為學術的評判者甚至評價標準本身；猶如在商業上賺得“第一桶金”之后，“雪球”越滾越大，后人難以超越，盡管進入官場實際上意味著學術生涯的終止。

    學術地位的行政壟斷向每一個人釋放出十分清晰的信息：與其踏踏實實坐學術的“冷板凳”，不如不務正業、廣為交際、巴結權勢，這樣課題、經費、評獎、職稱……都來了，自己也很快就能獲得同行的“承認”。在一個缺乏自由平等競爭的環境里，學者的追求和動機遭到行政化的徹底扭曲，自然很難產生有價值的抱負或思想。難怪政府雖然投入了大量資金，卻沒看見什么重要思想是因為哪個“重大攻關項目”而產生的。一旦學術喪失生命，就和一個人失去生命一樣，錢是買不回來的，更多的投入只能產生更多的垃圾論文。

    其實到頭來，我們每個人都是大學行政化的受害者；不要以為自己得到一官半職就占了便宜，成了“既得利益”的一部分。在現有行政化模式下，學者——尤其是青年學者——在大學做官根本是一個錯誤，因為個人定位基本錯了：大學不是一個官場，根本不需要你去“管”；管多了不僅害你自己，也害了別人。既然在以學術為業的清水衙門，就一心一意做一個學者，首先把自己的本行做好，否則不止是誤人子弟，也耽誤了自己。如果只是把大學作為升官進爵的一塊跳板，一生官運亨通卻在學術上碌碌無為，在屬于自己的領地里沒有真正的建樹，那只能說是人生的失敗，無論一度如何榮耀都改變不了學界“混混”的本質。事實上，在言論頗為自由、信息相當充分的今日中國社會，學術“權威”縱然倚靠行政資源而在體制內叱咤一時，也依舊得不到真正的業界尊重。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我只是奉勸青年學者認清自己的長遠利益，不要為時下的功名利祿所惑。正如霍姆斯所說，統治當今世界的是手無寸鐵的康德，而不是黃袍加身的拿破侖；其實拿破侖也還是有傳世之作的，法國民法典就是其“開明專制”的成果。不可一世的世界霸主尚且不過如此，中國官場那點蠅頭小利又能算什么？更何況做官是多數學者的“弱項”，不僅痛苦，也未必擅長。我一直認為，多數社會科學研究是不需要太多經費或其它“支持”的，關鍵在于自己的潛心積淀；而即便在一個充滿不公的國家，真正有價值的學術成就還是會受到社會的公正承認。與其漂浮在自己不甚適應的文山會海、觥籌交錯的嘈雜喧鬧中，不如用自己的專長靜心做一兩件真正值得驕傲一生的事情。

    要從制度上解決中國的大學行政化不容易，因為行政化的一個主要存在理由是分配政府下撥給大學的各種資源。只要政府仍然掌握著各種“工程”、“項目”、“課題”、獎項及其所附帶的大量經費，只要這些指標仍然決定著教師晉升和大學排位，那么多數學者難免不能自持，必然把大量時間精力浪費在各類無意義的“填表”和權謀上。不可否認的是，部分由于教育部門追求的“政績”工程耗費了本來可以用來改善大學待遇的正常投入，中國多數教師的工資收入尚不足以維持體面的生存，在各種誘餌面前不能心無旁騖地教書治學。要根治大學行政化，首先要改變大而無當的“政績”思維，實現公立大學財政投入的常規化；政府投入應全部用于教師工資和學校的軟硬件開支，哪怕是用于集資建房也比花在各種“折騰”上強。

    即便政府作風不改，有作為的大學領導也可以充分爭取日益多元化的社會資源，至少讓自己的教員安居樂業、衣食無憂，不為行政賜予的“五斗米折腰”。國外大學校長的任務當然不是管人，而是拉贊助。哪怕你是學界泰斗，但是沒能力拉錢，那要這個校長有什么用？哪天中國大學校長的職能定位和社會對他們的期望也從行政轉向經濟，變得世俗一點、實在一點，中國大學才有希望。一句話，支撐大學精神的臺柱不是校長或院長，而是平常學者；一個無論在經濟上和思想上都不能自立的人格，是不足以擔當這一使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