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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問我：“大學是一個學術機構嗎？”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是�！钡侨绻麚Q一個問法：“大學之本是發展學術嗎？”我則會回答：“不是�！�

 

那么，大學之本是什么呢？是“育人”，即培養學生。

 

一定有人不同意這樣的說法，因為據說很多著名的教育家不是這樣說的。比如，蔡元培先生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這句話明明說大學是作學術研究的，難道蔡先生講得不對？非也，查蔡先生原著，應知先生所論者乃育人也。

 

1917年1月9日，蔡先生發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明明白白地提出“請以三事為諸君告：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礪德行；三曰敬愛師友”。顯然講的都是育人。其中談及“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乃是在批評當時的北大學生多有抱讀書做官的不端思想。

 

他說：“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敗，以求學于此者皆有做官發財思想……若徒志在做官發財，宗旨既乖，趨向自異。平時則放蕩冶游，考試則熟讀講義，不問學問之有無，惟爭分數之多寡。試驗既終，書籍束之高閣，毫不過問。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責，文憑到手，即可借此活動于社會，豈非與求學初衷大相背馳乎？光陰虛度，學問毫無，是自誤也�！`己誤人，又豈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

 

還有人會說，德國著名教育家洪堡強調科學研究和學術自由，他的理念也不對嗎？非也，洪堡當年并不是就學術論學術，他乃是圍繞培養學生而提出其辦學理念的。

 

洪堡認為，只有將科研和教學結合起來才能有利于學生形成良好的思維方式以及高尚的品格。如果忘記了“培養學生”是大學研究的目的，而僅僅把學生當做研究的工具或勞力，即使作出了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也不會是一所優秀的大學，其科學研究的高水平也難以得到持續的發展。還必須指出的是，洪堡所說的學術自由不僅是針對培養學生，而且是明白地包含著兩方面的含義，即“學習自由”和“教學自由”。

 

當前的問題恰恰在于把學術自由脫離于培養學生這個根本，“教學自由”甚至成為“不教學自由”；而更大的問題是忽視了“學習自由”，學習自由在當今我國的大學里是少之又少的，學生的自主發展受到相當的局限。

 

縱觀世界高等教育史，大學的功能雖然在不斷拓展，但是其“人才培養”的根本任務或核心功能始終沒有變。大學是因為其培養人才的基本社會功能而存在的，大學為了培養出好人才必然會承擔許多其他社會功能，譬如科技創新、社會服務、文化發展、國際交流等等，但是這些功能在大學里只有緊緊圍繞培養學生這個中心，才能發揮其獨特的優勢和作用。

 

教育作為社會分工的一個大部類，其根本任務是為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培養人才，是為人自身的發展提供服務的。

 

大學作為教育體系中實施高等教育的實體，其“育人”之要求、方式與中小學的區別乃在于要傳授和研究“高深學問”，在于教會學生如何發展和運用“高深學問”，在這一過程中培育全面發展之高素質的人才，而研究得來的“高深學問”本身又促進了科學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能夠服務于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因而，大學的功能、作用、影響超越了“培養學生”的狹義范疇。但是，大學的這些功能、作用、影響非但沒有改變其根本任務——“培養學生”，反而恰恰是在“培養學生”的過程中拓展出來的。

 

如果有人肯去查一查現在一些大學宣示的“發展目標”、“建設思路”，就不難發現脫離“培養學生”這個根本去談學術的早已不是個別的現象。加上“學術成果”較之“學生培養”更容易量化、比較和排名，則加重了這種“重學術、輕學生”的偏離大學之本的傾向；再加上“學術成果”的多寡排名又影響到資源的分配，就更是“火上澆油”般地催生著大學的浮躁。

 

所以，對大學的投入增加了不少，大學的“學術成果”增加了不少，可是社會公眾對于丟了“育人”之本的大學一定不會滿意。一個不務本的大學，永遠也不會成為一流大學，即使某些量化“指標”以及大樓、草地等與一流大學有些“貌合”，而對于“育人”之本的偏離則是這“貌合”之后的可怕“神離”。

 

堅守“育人為本”才是正道。堅守“育人為本”就是要把培養學生放在大學的中心，這不是輕視學術，而是要從培養學生的角度了解學術的重要，為了培養學生更好地發展學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