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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自恢復高考制度到上世紀80年代末，對高校的投資相對比較公平，辦學條件因所處地理位置的差距還不算很大。這當然也和計劃經濟體制的遺留因素有關，政府主導資金、教師的配置，資金和人才急劇流向東南沿海和首都高校的趨勢還不明顯。

 

三是欠發達地區的高校，其扎實的學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地理位置帶來的種種不利條件。蘭州大學、吉林大學、哈工大、山東大學這幾所學校所處地理位置欠佳，而其樸實、勤奮的學風多年來獲得社會公認。以蘭州大學為例，它可能是中國名校中所處地理位置最不利的，其生源來自農村和貧困家庭的比例是最高的，其優秀教師的流失速度也是驚人的，但其堅韌質樸的學風使其具有強大的優秀教師自生能力和優秀畢業生的培養能力。本屆科學院新增化學部8位院士中，涂永強和周其林是蘭大78級化學系有機化學專業同班同學，這可算一種佳話了。

 

高等教育和其他公共事業一樣，也要講投入和產出，尤其是1999年擴招以前的本科教育，基本上由政府投資，而其產出的受益者，卻不僅僅是中國，當然大量畢業生出國，同樣可以回饋祖國，但總不如留在中國的人才對這塊土地、這個民族貢獻大。恢復高考后各校本科校友當選兩院院士人數，或許可作為我們思考高等教育投入產出的一個不錯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