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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復旦大學的此次改革，讓葛劍雄感到欣慰的是“校長抓住了問題的重點，意義積極”，但他也提出，要讓章程真正成為學校的“憲法”，有些重要問題不明確，很難推進。比如，由誰授權，是學校的教師學生還是教育主管部門？權力、責任由誰來界定？哪些由學校來自治、哪些由主管部門來領導？校長如何產生？校長跟大學章程和學校的權力又是什么關系？章程最后由誰來批準，教代會或職代會還是教育部或者國務院？

 

“這些問題光靠校長和學校師生，恐怕很難解決。國家一定要明確授權，明確如何行使對大學的管理權，只有在這個前提下，才可能制定出好的章程，章程才可能具有合法性，以后才有可能操作。”葛劍雄說。

 

陳武元也表示，目前，復旦大學等26所學校正在進行“推動建立健全大學章程，完善高等學校內部治理結構”改革試點，這是朝真正實現依法治校方向努力的有益嘗試。“從歷史和國際比較的視角看，大學能否真正實現依法治校，既取決于政府的態度，更取決于政府的行動”。

 

“大學內部的權責結構直接與上級教育行政部門關聯，有些事情大學可以自行做主，但大部分事情還需要上級部門的層層把關。”華北電力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包萬平舉了個例子：比如大學校長人選的確定，本來是大學本身的內部問題，但現在需要上級部門任命，而且還要給該校長確定相應的行政級別。

 

因此包萬平認為，大學里面的一個問題可以與大學之外的若干個政府部門有關，他們是融為一體、縱橫交叉的，涉及到的內容也是極其復雜的。“大學內部的改革，如果沒有外部的聯動，最主要的是缺乏政府部門變革的話，大學的改革仍然是一場夢”。

 

在包萬平看來，大學內部結構改革有兩個問題是繞不開、跑不掉的，一個是大學學術、行政與黨委的關系問題；另一個是大學與上級政府部門的分權問題，哪些是大學的事，哪些是上級政府部門的事情，必須說清楚、弄明白，做到分工精確、界限清晰，否則將會是一筆糊涂賬。

 

對此，朱永新表示期待《高等教育法》的修訂。“只有這樣才能根本性地從法律上來解決、界定高等教育的治理結構，包括內部結構和外部結構。”朱永新說，“從大學的內部結構治理來說，大學章程是一個很有效的辦法。復旦大學制定《復旦大學章程》應該說是大學‘去行政化’的一個重要方面，除了讓學術委員會回歸學術外，接下來還應該解決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的切割、爭取獲得更多自主權，這就進一步到了改革的‘深水區’，難度也會更大。”

 

 

復旦大學這次體制內“破繭”，在何雪蓮看來有兩層含義：含義之一是突圍，含義之二是“萬里長征剛起步，接下來任重而道遠”。

 

何雪蓮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中國大學，學術自由虎虎有生氣，我們曾經有過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大學制度。今天舉國上下熱議大學受到過度行政干預和權力控制，“破繭”呼之欲出，而這“破繭”不過是某種歷史補課。

 

“學術自由的課補得很艱難，卻又很不徹底。”何雪蓮感慨，行政權力可以退出學術委員會和教學指導委員會，但是懸在每位學人頭上的利劍，即政治正確，卻依然還在。思想是大學的天職，學術自由，實質是思想自由，楊玉良沒有觸及思想解禁問題，所謂的“破繭”，只破了一半。當然，此問題非一人之力所能撬動。

 

陳武元表示，要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制定大學章程很重要，但是，千萬不要把大學章程作為擺設，而是應當嚴格按照大學章程的規定，科學制定各項規章制度，并切實貫徹實施。

 

“在我國大學，校內管理規章制度不可謂不多，但是由于政出多門，管理制度之間相互矛盾的不少，這使得制度執行的效果不佳。”因此，陳武元建議，應以制定大學章程為契機，全面梳理現有的校內各項管理規章制度，使之與大學章程的規定相吻合。

 

而在何雪蓮眼里，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看似是制度問題，實質是理念問題。“樹立管用的大學理念比制定管用的大學章程更管用”。

 

“當前我們最缺的不是制度或章程，而是大學理念，是如何認識大學。比如大學當下盛行的職稱分級和績效考核，就是一場教師學者不得不參與的得分游戲：上一節課值多少分、爭取到一個課題值多少分、獲得一個省部級獎值多少分、在一個刊物上發表一篇論文值多少分。在這種強制性的得分游戲中，教師學者類似于掙工分的勞力，并因此被分出三六九等。這是對大學以致整個國家的深刻嘲諷。”何雪蓮強調，此現象不變，即使“去行政化”一步到位，大學人依然沒有尊嚴。

 

復旦大學校歌中有兩句歌詞令人印象深刻——“學術獨立思想自由，政羅教網無羈絆”，這正是最重要的現代大學精神的體現。我們為復旦大學邁出可喜的第一步加油叫好，更希望復旦大學能夠在高等教育改革的道路上邁出更大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