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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近段時間見諸媒體的相關信息來看，該校校長朱清時一再宣稱，南科大將通過充分借鑒世界一流大學的辦學模式，創新辦學體制機制；塑造追求卓越，學術自由和學者自律的大學精神；努力建立現代大學人事制度，構建起以學術為主導的“教授治校”的先進管理體制。這些體制的內核可謂完全去行政化，并且準備用八成外教跟港校實行非常聯動，這些與我國高校現行的管理體制迥乎不同。所以它籌辦三年方才獲取這張“準生證”，可謂在所難免。因此，南科大獲準生證更是高教改革之新生希望。

 

朱清時以高教改革者、意識先行者的華麗姿態高調出現時，三年籌辦，教育部竟未給“糧票”。“準生證”遲遲不下發，“懷胎”三年的南科大豈能白白“流產”？朱清時卻異常堅定，他公開宣稱：“改革不能靠等批復，要發揮深圳的‘敢闖’精神。南科大擬自主招生和自發文憑與學位。”這一出招很重，當然也觸動了國人的神經。還有那篇向考生及家長發出的約二千字的公開長信，一字一句都刻印著一名高教改革者的滾燙之心。朱清時校長這些行動產生的影響不容低估，也必將被社會所銘記，并再度觸發我們對大學教育官僚化、大學精神萎靡化、大師匱乏化的深度反思。

 

但我們尤需看到，如果南科大之后未有“北科大”高調唱和，那么南科大最終仍是一片難以壯大的窄小的試驗田而已；如果朱清時之后沒有“張清時”“李清時”等全面跟進，那么年已64歲的朱清時，幾年后完全有可能成為他一個人的經典，而非一群人的經典。期待高教改革路上有更多的“朱清時”站出來，有更多的“南科大”拍著胸脯站出來先行先試。唯有如此，中國高校的“大師”方能成片成林，中華民族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南科大終于得到批復，值得高興，但前路坎坷卻是必然。南科大的“敢闖”我們并不懷疑，但是這樣的敢闖，卻注定要面臨現實的困境。而且，官場習氣濃厚的教育積弊，不是說改就能改的。信誓旦旦要去行政化的南方科大，獲得批準的坎坷就是明證。只要官僚化和行政化還牢牢主導著教育系統的運作，南方科大的宏偉目標實現之途就注定艱難。

 

今年6月，新教改方案已獲通過。對新教改的真正推動和支持，不在于停留于紙面，而在于真正破除窠臼，譬如實實在在支持南方科大獨立辦學的方針。以行政化為例，實際上，取消行政級別并不難，真正的難題在于改變習以為常的官僚治校方式和思維。朱清時先生在籌辦南方科大過程中，已經深刻體會到了這一點。因此，南方科大的成功也好，新教改要成功也好，必須清晰劃分行政權力和教育家之間的分工。政府部門必須意識到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事實上，南方科大籌辦過程遭遇的行政化窠臼，至少給公眾以警示，教育改革沒有理想國，改革注定是異常艱難的，腳踏實地奮力前行需要耐心。其實，當改革進行到一定程度，進入深水區時，不同利益訴求方特別是利益受損者更會跳出來，這是教育在組織結構上被行政化后必然的結果。因此，南方科大要成功，必然需要持續的給力，以打破各種壁壘和阻礙，以保障其獨立治校的穩步推進。

 

 

南科大正在追求的目標，也是內地和其他特區大學所要追求的目標。南科大獲批之后，肩上就有了雙重重任，既要走好自己的路，又要為內地和其他特區教育改革提供經驗，讓特區大學改革走出政策“特區”，可以為他人復制。

 

南科大改革要可供他人復制，就不能讓南科大一個人在戰斗。內地和其他特區高校就不能當觀戰派，而要成為南科大改革的幫手，在理念和智慧上給予聲援。內地和其他特區的教育主管部門，也要像深圳特區對待南科大一樣，給高校改革和與市場接軌松綁。南科大改革不止是南科大的事，而是與內地和其他特區教育改革息息相關，教育改革新的春天才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