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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英國皇家學會的報告說，中國在國際科學刊物上發表的論文總數已躍居全球第二位。

 

數據顯示，中國的科研論文1999年至2003年間位居第六(占總數的4.4%)，2004年至2008年間超過日本，躍居第二(占總數的10.2%)，僅次于美國。報告預計，到2013年，中國可能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發表科研論文最多的國家。

 

這個消息當然引起了媒體的注意。法新社說，中國在科研論文產出上以火箭速度上升至第二；BBC驚呼，兩年內中國將在科學領域超過美國，發明了指南針、火藥、造紙術和印刷術的這個國家正準備做一次“全球性卷土重來”。

 

國內有網站迅速跟上，說科研論文第二“是中國崛起的新信號”，這讓人哭笑不得。如果比數量，中國在大多數領域都可以輕松地進入世界前三，可科學是老老實實的東西，是民族創造力的結晶，并非純粹以數量取勝。

 

法新社說，數量增加并不一定意味著質量提高。衡量科研論文價值的一個關鍵指標是引用率，盡管在這方面中國也有所上升，卻落后于其研發投入率和論文產出率。中國的科研論文要追上西方的質量標準，還需很多年。

 

《衛報》也稱，美國在1999年至2003年和2004年至2008年這兩個時期引用率都名列榜首，分別為36%和30%。英國居第二位。中國的引用率則從實際上的零上升為4%。

 

引用率為4%，意味著大多數論文是“垃圾”，這其實和專利一樣，前幾年外媒報道說中國人的專利數量雖然很多，但很多是“垃圾”專利。

 

2010年1月，《紐約時報》曾邀請一批專家探討中國能否成為科技領導者。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前教授約翰·高認為，中國要想在科學技術方面取得持續不斷的進步，有賴于其將數量優勢轉化為質量優勢的能力。在現有體制下，本土人才和外來人才如何融合，將是一個難點。

 

華人科學家、美國布朗大學納米科學與軟物質研究中心主任肖鋼認為，在內部和地方的評估程序當中、在資源分配和資金申請方面，主觀因素往往會壓過客觀標準。在地方政府和大學這一級，在提供必要的服務、支持方面，在履行科研資金承諾方面，都可能會有延遲。

 

英國《自然》雜志網站也刊發題為《中國科研，發表還是滅亡》的文章說，中國買賣論文等造假行為的市場在2009年達到近10億元人民幣。一系列重大學術造假事件凸顯中國的學術評價系統過于強調發表論文，這促使了學術不端行為的產生。急功近利的文化是造成這種現象的首要原因；其次，是官僚干預學術活動。文章引用方舟子的話說，中國的大多數學術評估——人員聘用、晉升、資金分配等——是由非該領域內專家的官僚主義者執行的，結果，論文的數量，而不是評價研究的質量，成了評估的標準。

 

委內瑞拉駐新加坡大使阿爾弗雷多·托羅·阿迪的觀察最為深入、透徹。他今年3月初在西班牙《中國政策觀察》網站撰文稱，既看到了中國爭當世界技術領袖的意愿，也看到了阻力和困難所在。

 

他認為，中國缺乏批評性和個性化思維。中國人的思維受鐵的紀律和條條框框的束縛，喪失了自由飛翔的能力。這樣一個社會似乎更適合于在明確指令下的繁榮，即精英負責思考，其他人負責追隨，而不太有利于鼓勵個人的創造力。在當前的教育模式下，中國永遠不能產生像蓋茨和喬布斯那樣的創意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