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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來，由高校“行政化”帶來的學術不自由、抄襲和長官意志等問題備受詬病，呼吁高校去“行政化”的聲音日盛，直至“錢學森之問”到達頂峰。如何回應民間的關切，培育出符合現代要求的高校，逐漸被擺上議事日程。2010年，肩負高校去“行政化”使命的南科大組建，引來輿論的持續關注，及至如今全面推動高校啟動章程制定或修訂工作，讓我們看到了去“行政化”的曙光。

    教育部通報的文件可圈可點，比如，明確規定了高校應當制定章程，并以章程為學校校內“憲章”或“憲法”，界定高校相關事務；再如，章程應明確支持校長獨立負責地行使職權的制度規范，還應明確規定學校學術委員會、學位評定委員會以及其他學術組織的組成原則、負責人產生機制、運行規則與監督機制，維護學術活動的獨立性。

    這些信息都在告訴我們，教育行政主管機關給高校“松綁”在不久的將來或可成為現實。而對于高校來說，行政主管機關的“松綁”，一定程度上就意味著有了充分的學術自由。但是，我們還應該看到，在高校章程的制定過程中，高校主管部門仍可介入起草，學校黨委仍對章程制定擁有領導和決策權，在審定、審議環節上，也有教育主管部門的身影。

    毫無疑問，在高校章程的制定過程中，高校主管部門仍置身其中，難免有讓“去行政化”的努力付諸東流的可能。畢竟，行政權力從來都不會甘于悄然隱退，總會鉆取制度的空子挾制改革。因此，要想徹底實現政校分開，我們還需要讓體制持續革新，在推行“去行政化”努力的同時，少一些附加在這種改革之上的障礙。

    具體而言，首先是厘清政府與學校的關系，讓學校在經費和人事任命上不再依附于政府，從而倒逼行政權力不再對高校發號施令，給予章程更大的獨立空間；其次是構建高校內部民主治理結構，比如建立董事會、監事會等機構，以及充分發揮教職工代表大會的監督作用；再次就是為社會監督和社會參與提供足夠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