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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大學行政化早已飽受國人詬病，但回望2011年，大學行政化加劇的趨勢依然有增無減，即便“國內一流”大學也不能幸免。大學行政化將中國大學變成另一個官場，浪費了巨大的社會資源，扼殺了中國學者的學術創造力，炮制出大量學術垃圾，毒化了整個民族的精神。大學是一個國家的思想和靈魂，如果大學沒落，也象征著國運的沒落。

 

 

考察國內某些名校的管理特色，可以總結大學行政化的幾個共同特征。首先，萬變不離其宗的是大學“管理”的神秘化。

 

行政化必使大學不成其為大學。不是說不需要任何規章制度，但對大學的管理必須限于最低程度，而且管理者應該主要是教員本身，管理規則也應該由教員自己集體決定。做不到這一點，學者不能自由，最后大學出不了像樣的思想。

 

大學不需要行政化，由大學自身的職能性質決定。大學的職能無非三類：教學、研究以及各種社會活動，對國內大學來說包括林林總總的項目、課題、合作、公關等。教學和研究顯然應該是大學的主業，最后一類是“旁門左道”，有時確要學校或院系出面，但也不涉及對教員的“管理”。教學需要教務人員處理技術工作，但具體開什么課主要由各專業教師自行協調決定，基本上用不著管。請問，能讓領導告訴老師怎么教書嗎？如果教師不知道怎么給學生上課，只能說明當初進人進錯了。學問更得靠學者自己去做，哪個領導能“管”出哪怕一篇像樣的學術成果？

 

大學或院系領導不太可能是一流學者。國外大學雖然偶爾也有“學而優則仕”的現象，但由于大學行政的定位清楚——本質上是個服務、協調和聯絡機構——大牌教授很少動這個念頭，除了“院士”等榮譽稱號，很少有這樣那樣的頭銜，如果有名片，也極為簡單，完全不像國內“學術明星”，一張名片正反面還寫不完。

 

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法學院主要領導長期由副教授擔任，甚至擔任學院領導成為這些副教授的晉升策略，因為畢竟可以和大學領導“混個臉熟”，將來職稱評審對自己有利些。學院領導的“弱勢”也反過來鞏固了行政的“弱勢”和管理最小化——學問、資歷、人脈都不如人，憑什么還管那么多？因此，國外大學和院系行政的主要任務不是“管理”教師，而是聯絡校友等各種關系拉錢；經費拉不來，就是領導失職，別談其他。國內同行往往以為國外大學領導必是頂尖學者，是對行政和學術之間的基本關系犯了常識性錯誤。

 

但在中國的“高大全”語境下，官和學似乎永遠成正比；官越大，學問也必然越深，不然為什么讓你做領導？于是乎，中國的學術“大腕”幾乎人人為官，不是校長也至少是院長，不是院長也至少是某研究所所長，或掛個教育部某個委員會委員，仿佛不這樣就虧待甚至羞辱了這位“學術明星”。一旦做了管實務的領導，就必然意味著學術事業的荒廢。學問成“副業”，“管理”、開會、應酬成了主業。不少領導明知這點，卻為自己學業不精找理由，堅持自己是為大學管理“犧牲”了學術乃至“奉獻”了青春。這種“犧牲”或“奉獻”完全不必要，大學根本不需耗費那么多人的聰明才智去“管”。

 

 

大學行政化的第二個特點是大學管理者相當強烈的“管理主義”意識，對行使自己的管理權很有點“快感”，對冒犯自己權威的行為則絕不寬容，而且動輒以“制度”、“規章”、“組織”的名目出現——依法治校或依法治院，總天經地義、順理成章吧？但行政法上有個基本概念叫“濫用權力”，正是指這類表面形式合法、實質目的違法的情形；程序上什么都對，放到臺面上的理由也冠冕堂皇，但是內在用心是“陰暗”的。一旦“管理”不分目的、不講效果，為管而“管”，那就構成了管理權的濫用。何況不少規定根本沒經過教員討論和投票，其正當性、合理性和必要性都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