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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強化“管理”的一個例子是開會。我很詫異，即便“國內一流”，不僅要求教師開會簽到，還宣布教師有義務每場必到，沒請假甚至可能扣工資。這簡直是以管理幼兒園的方式在管理大學。當然，如果開會是集體討論規程制度，也未嘗不可；國外大學教授也經常開會，但他們的會議多是小規模會議，會前認真準備討論議程和問題，會上每個成員都有機會發表意見，會后整理發言綜述發給全院教授。一年也有次把全院大會，純粹是自愿參加的慶�；驃蕵坊顒�。反觀國內大學的集體大會，表面是領導“向群眾匯報工作”，實際是領導在上面講話，群眾在下面學習領會。這能建成“國際一流”大學嗎？即便要傳達某些和學科相關的重要信息，也完全可以通過群發電子郵件，何必如此不珍惜別人和自己的時間？

 

回國后十余年，我參與的大會次數很有限，但幾乎每次都看到領導在臺上慷慨激昂，教師在臺下被動接受。這類大會體現并強化了學者的低人格狀態，讓學者形成了唯唯諾諾、低三下四的品性，不敢也不知如何獨立、自由、心無旁騖地探索學術真諦。

 

 

與學者人格相關的是大學行政化的第三個特征，就是行政管理者手中掌控著大量的機會和資源，迫使學者對行政“恩賜”產生嚴重依附。這也是中國大學行政“牛”的根源。近年來，中國政府為了爭創“世界一流”，對極少數高校大量投入，而支配這些資源的自由裁量權掌握在教育部門和大學行政等機構手中。學者要想“分一杯羹”，就必須和領導搞好關系。不少大學行政領導不僅自己掌握巨大的學術資源，而且儼然是學界領袖和榜樣，桃李滿天下、前呼后擁，污染了整個學術界的空氣。

 

且不說行政和學術是性質不同、不能兼容的兩回事，即便行政領導當時因為“學而優則仕”任職，他的學術標桿地位也只是按當時水準評判的結果，必然會為后來者所超越。但是在高度行政化的學術環境下，這些人的地位是不可撼動的，他們已然成為學術的評判者甚至評價標準本身。進入官場意味著學術生涯的終止。

 

學術地位的行政壟斷向每個人釋放出十分清晰的信息：與其踏踏實實坐學術的“冷板凳”，不如不務正業、廣為交際、巴結權勢，這樣課題、經費、評獎、職稱……都來了，自己也很快就能獲得同行的“承認”。在一個缺乏自由平等競爭的環境里，學者的追求和動機遭到行政化的徹底扭曲，自然很難產生有價值的抱負或思想。政府雖然投入了大量資金，卻沒看見什么重要思想是因為哪個“重大攻關項目”而產生的。

 

每個人都是大學行政化的受害者。如果只把大學作為升官跳板，官運亨通卻在學術上碌碌無為，改變不了學界“混混”的本質。在言論頗為自由、信息相當充分的今日中國社會，學術“權威”縱然靠行政資源在體制內叱咤一時，也得不到真正的業界尊重。

 

 

行政化的一個主要理由是分配政府下撥給大學的各種資源。只要政府仍然掌握著各種“工程”、“項目”、“課題”、獎項及其所附帶的大量經費，只要這些指標仍然決定著教師晉升和大學排位，多數學者難免不能自持，必然把大量時間精力浪費在各類無意義的“填表”和權謀上。

 

由于教育部門追求的“政績”工程，耗費了本可以用來改善大學待遇的正常投入，多數教師的工資收入尚不足以維持體面的生存。要根治大學行政化，首先要改變大而無當的“政績”思維，實現公立大學財政投入的常規化、法定化；政府投入應全部用于教師工資和學校的軟硬件開支，哪怕是用于集資建房也比花在各種“折騰”上強。

 

有作為的大學領導可以充分爭取日益多元化的社會資源，至少讓自己的教員安居樂業，不為行政賜予的五斗米折腰，專心于教育與研究。國外大學校長的任務當然不是管人，而是拉贊助。哪怕你是學界泰斗，沒能力拉錢，也難做校長。（作者：張千帆 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