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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評價急功近利，當SCI論文成為“最硬”的評價標準，很難期望有多少人愿意“十年磨一劍”

    梅永紅：在科技評價上，存在著重數量不重質量、重產出不重應用、重短期不重長遠、重物輕人等問題。比如，科研單位和大學大都以發表 SCI論文作為“最硬”的評價標準，這種簡單化的評價機制最終會把學者“逼上梁山”——為發表 SCI論文而研究。再比如，對于不同類型的研究缺乏科學的分類評價，采取“一刀切”的模式，導致研發活動的重復分散和行為扭曲。在這種評價導向下，我們可能很難期望有多少人愿意做“十年磨一劍”的研究。

    饒毅：當下的科學評估標準往往是“短平快”。比如，一些人想當中科院院士，就盯牢發論文的雜志，而不是看領域的重要性、自己的工作對該領域的研究有多大推動，發一堆相互沒有關聯的論文。這樣他們就不怎么考慮實質多么重要，不太考慮做長遠的有意義的工作。

    王志珍：實際上，如果將科學的“短期收益”當作衡量科學價值的標準，更多關注科學帶來的短期影響，這樣會模糊其長期的隱含價值。楊樂先生曾舉過一個例子：國際著名數論家、英國的哈代教授在20世紀40年代還認為，數論跟實際沒有什么關系，是純粹的學術研究。但到了70年代，數論研究在計算機科學中，比如信息安全、密碼技術，有了非常重要的應用。而信息安全、密碼技術，對軍事和商業上的一些重大問題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科技體制改革最大阻力不是認識問題，而是權力和利益問題,只有下定決心改善制度環境，創新型國家建設才有保障

    王志珍：如果說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更多地受益于經濟體制改革，那么未來的30年必將更多地依賴于中國科技的發展，而科技的發展必然要依賴于科技體制為之提供有效的支撐體系，而且應該是要提供一種“持久”的支撐能力。

    饒毅：好的科技體制，應該是讓真正想做、能做科研的人得到足夠的經費支持，把多數時間放在思考科學本身的問題上，不需要陷入拉拉扯扯的關系。而在目前的體制機制導向下，情形恰恰反過來了。

    王志珍：的確是這樣。蒲慕明先生是中科院上海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他有一個媒體報道過的事情讓我印象深刻。一次他問他所里的一個研究員：我們給你的錢夠多了，為什么還要花時間、精力去申請別的項目？他被告知：“因為別人都在要項目要錢，不去要就虧了”。僅就此事而言，顯然需要我們去研究經費的統籌配置和穩定支持與競爭支持的合理分配，以及如何遏制普遍存在的浮躁。

    梅永紅：改革的最大阻力，不是認識問題，而是權力和利益問題。因為改革的實質是對原有權力和利益格局的重新調整，勢必涉及某些部門、團體和當事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必須以對國家科技事業前途和命運的憂思，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和勇氣，堅決打破部門利益、地方利益乃至個人私利的掣肘。

    改革開放30多年的實踐證明，對于那些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機制性問題，早改革早主動。我國已提出到2020年實現建設創新型國家的目標，這不僅只是科技自身的發展和進步，其中必然包含著一場深刻的體制機制變革。我們只有下定決心改善制度環境，中國科技的巨大潛力才能夠得到釋放，創新型國家建設才有保障。

    施一公：兩年前，一位剛剛從海外歸來、加盟清華生命科學學院的年輕教授，在與我的一次談話中，很坦率地問道：“為了能在基金申請等方面得到照顧，你覺得我需要每周花多少時間出去拉關系？”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一分鐘都不需要！我相信，你在中國靠實力可以崛起，其他像你一樣的年輕人也一樣完全可以靠實力崛起！”

    希望我們的科技體制改革，能讓我的這個回答任何時刻都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