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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歲首這段時間，備受關注的南方科大總算邁出了關鍵一步，春節招生工作正式啟動。從媒體公開披露的信息來看反響不錯，民意基本上還是持支持與肯定的態度。不過，也有不少人感到擔憂。顯然，南方科大今后的路走起來還難免遇到這樣那樣的磕絆。

 

眼下最緊迫的任務之一就是深圳人大應該盡快審議并通過《南方科技大學章程》。就在南方科大為此焦急等待之際，有消息說復旦大學也要制訂自己的章程。

 

其實，兩者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試圖通過設立大學章程徹底擺脫行政的桎梏，從而恢復大學本來的面目。因為說到底，大學不是一級政府機構，更不是行政衙門。

 

近年來，大學備受詬病的主要癥結就是日趨泛濫的行政化、官僚化。由于無孔不入的行政金錢權勢的介入，學術人格在金錢與權貴的炫耀面前喪失了尊嚴，學術道德在名利與權威的張揚面前逐漸瓦解，學術功底在巨大的行政利誘面前不堪一擊，學術操守在權學交易與學錢交易面前，底線被一再突破。

 

于是，人們開始反思，大學究竟該是什么樣子？

 

很多人不由得想到了民國時期的大學，想到了蔡元培主政過的北京大學，想到了有國學研究院的清華大學，也想到了曾經輝煌一時的西南聯大。

 

說起這些大學，她們共同的特征是按現代大學制度辦學。她們都享有基本的自治權和學術自由，都不大受行政制約和干擾。這中間還流傳許多軼聞趣事，比如，校長抵制部長的傳聞更是被傳為佳話。

 

正像馮友蘭先生在聯大紀念碑上所寫的那樣：“聯大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這也正應和了陳寅恪先生的那句話：“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

 

筆者以為，大學是因為給國家培養了精英人才、輸送了合格公民而贏得自身存在的社會價值，使得政府必須與其展開合作；而不是相反，大學因為接受了政府的投資就必須接受行政管制。大學之所以能夠為國家培養精英人才、輸送合格公民，那是因為大學是自治的，擁有高度自主的辦學權。大學可以自行決定招生的標準與方法，有權授予相應的學位。南方科大當下爭的就是這個。

 

大學要自治，是因為學術在本質上是自由的，公民精神在本質上是民主的。

 

美國教育家杜威早年在廈門大學演講時就曾指出，大學學生的生活“非自自治地方著手不可”。大學生自治素養的形成，“并不是由教師和職員的督責，而是自己共同自治的。如果事事受人指揮，那就失去了自治的精神，將來怎么能夠把能力擴展到社會呢？”

 

顯然，由于當下我國高校嚴重行政化、官僚化，大學缺少自治也無法自治，所以培養出來的學生也沒有自治素養，因此大學教育讓社會失望。

 

柏拉圖說：“國家不是石塊或木料做成的，而是它們公民的品性做成的：公民的品性決定了事情的結果，并把任何事情都帶動了。”

 

當下，人們時常抱怨，大眾缺乏社會公德。其實，最該反省的是高等教育，有沒有教會大學生應該具備起碼的公民素養。

 

大學生自治、質疑與批判、科學與民主、自由與平等、公益與合作等諸多公民素養的形成，都來自大學學業和內容廣泛的校園公民生活實踐。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學校園本身就是一個功能完備、設施齊全、結構合理的社會。所以才有教育家這樣說，學校即社會，教育即生活。

 

歐美大學之所以是開放的、沒有圍墻的，就是視大學為社會中一個以學術交流、知識創造、科學文化傳播為主的公民社區。走進歐美大學不像是走進象牙塔，而像是走進一個活生生的社會。上大學不是只念書，而是體驗一種真實、自治的公民生活。

 

德國教育家雅斯貝爾斯在《大學的理念》一書中指出，大學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師生之間廣泛的多層次的精神交往與學術交流，大學就是一個活脫脫的學術交往社區。《大學的理念》展現了這樣一幅圖景：“大學是研究和傳授科學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長的世界，是個體之間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學術勃發的世界。”各種學生社團和學術沙龍就是大學校園內最活躍的公民組織。師生則是大學這個公民社會里最活躍的主體。

 

在大學這個公民社會里，教師相對于管理者是主體，學生相對于教師是主體，院系相對于學校是主體。這種關系下的大學校園文化，必然呈現為學術場而不再是官場。行政部門則依附教學，為教學提供服務與保障。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謝暉是這樣對港澳大學進行總結的：“不論身處高位的校長，還是各部門、各學院的負責人和工作人員，都被置入到一個完整的服務體系中。”

 

德國數學家赫爾曼·外爾在《德國的大學和科學》一書中舉例說，德國的大學教師追求走他自己的路，不會受到任何阻礙。“他不靠任何人的命令辦事”。

 

德國大學自治有著深厚的傳統，可就在短短12年的納粹專制獨裁的高壓統治期間，自治的傳統幾乎被毀于一旦。也就是說，大學被行政化很容易，但去行政化卻很難。

 

這正是當下中國高等教育改革將要面對的主要課題。正因為如此，南方科大和復旦大學所作的努力，意義非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