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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校長可以推動一所大學的崛起和振興。綜觀高等教育史，世界一流大學都是與眾多閃亮的大學校長聯系在一起的，正如艾略奧特之于哈佛大學、康普頓之于麻省理工學院、赫欽斯之于芝加哥大學、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學……

 

中國似乎并不缺少卓越的大學校長。首先，我們的大學校長都是卓越的科技工作者，僅以“985工程”高校為例，在39位校長中，中國科學院院士10位，中國工程院院士6位，外籍院士1位，共計17位，約占44%。其次，我們的校長都是卓越的教學工作者，第六屆高等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中有14位“985工程”高校校長位列其中。再次，我們的校長都是卓越的管理者，在第二輪全國教育教學水平評估中，參評院校589所，良好以上568所，占總數的96.4%。試想，如果校長缺少卓越的管理才能，能建成如此優秀的大學嗎？而且，不僅如此，大多數的大學校長還是管、科、教“三棲”。

 

中國又似乎真的沒有卓越的世界一流大學。上海交通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公布的2010 年世界大學學術排行榜顯示，在世界前10 名大學中，美國8 所，英國2 所；前20 名中，美國17 所，英國2 所，日本1 所；前100 名中，美國54所，英國11所，日本和德國都是5 所，加拿大4所，法國、澳大利亞、瑞士、瑞典各3 所，荷蘭、丹麥2所，俄羅斯、比利時、以色列、芬蘭、挪威各1所。而截止到2009年6月，我國共有1909所普通高等學校，在這近2000所普通高校中，最好的排名也在150名以后。我們且不論此排名的科學與否，但是，中國沒有世界一流大學應該是一個沒有太大爭議的問題。

 

在中國，吊詭的不是我們擁有眾多“卓越”的大學校長，也不是我們沒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學，而是這兩種彼此沖突結論的和諧存在！體制的護航導致了悖論的和諧存在，也異化和扭曲了我們對中國大學校長的認知。于是，校長不再是大學的校長，其卓越與否和大學無關，其榮辱進退端賴自身的學歷、經歷和資歷。于是，橫貫中國大學，我們就有了目光如豆、坐井觀天的校長；有了隨波逐流、固步自封的校長；也有了坐而論道、紙上談兵的校長；而大學校長“抄襲門”、“學歷門”的頻繁出現也顯示出我們還有部分追名逐利甚至追腥逐臭的校長。

 

卓越的校長之于世界一流大學居功至偉。作為大學的精神和靈魂，大學校長是大學的設計師和引路人，他應該是戰略家，應該是實干家，應該是改革家；必須有戰略家的遠見、實干家的氣魄和改革家的信念；他更應該是一個教育家，深諳教育規律，尊重教育規律。威廉·馮·洪堡，柏林洪堡大學的創始者，率先提出了“教學與科研并重”的理念，從此科學研究成為大學的基本職能之一。洪堡的辦學思想和柏林大學的改革也成為近代大學的典范，不僅影響了歐洲高等教育的近代化進程，而且還影響到世界其他各國，成為世界各國大學效仿的榜樣。蔡元培，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革新北大，開“學術”與“自由”之風，堅守“大學自主和學術自由是大學之生命的首要原則”，為了抵制外界對學校的干涉，十年任期八次請辭。康普頓，麻省理工學院騰飛有力的推動者，才智過人，才能非凡。1938年，當華盛頓卡內基協會聘請范內瓦·布什擔任該會主席時，為留住范內瓦·布什，康普頓欲請辭院長一職而讓位于他。1948年，當康普頓察覺其得力助手吉利安可能會離開麻省理工學院，為了麻省理工學院的發展，他第二次請辭，推薦吉利安為校長。如此的卓識、膽略、氣魄和胸襟，敬佩之余，我們可能會聯想到，中國缺少卓越的大學校長，恐怕也不能全部歸罪于體制的羈絆！

 

中國需要世界一流大學，中國更需要卓越的大學校長。《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明確提出，加快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和高水平大學的步伐，到2020年，建成一批國際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學校，若干所大學達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學水平，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顯著增強。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進程中，我們一方面要繼續深化教育體制改革，營造一個讓有才能的人可以施展才能的環境，不要再讓碌碌無為者游弋有余，銳意進取者舉步維艱；一方面，牢固樹立校長是一校之長的理念，從大學需要的角度選拔校長，從對學校貢獻的角度評判校長，回歸校長本源。非如此，世界一流大學只會與我們漸行漸遠，躋身世界一流也不過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臆想和意淫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