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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教授或因自己、或因自己所教學生出現抄襲剽竊行為，受到程度不一的內部處分。但筆者注意到，以上處罰更類似于一種學術處罰——已到退休年齡的參與抄襲的某教授不再續聘、撤銷其所撰寫的教材、申報的課題（包括資助的經費）追加處理。博士后剽竊他人圖片指導教師兩年不準再招生，信息學院副院長因弟子抄襲被暫停招生資格。

 

學術處罰是“就事論事”，對以上三位教授的行為及其后果進行性質認定，然后根據其危害程度給予相應的處分，但哪怕是“建議學校同意G教授辭去信息學院副院長職務的請求”的處罰，也不過是教授們的學術權力進行部分剝奪，再附加上一些道德批評（比如教導全校師生引以為戒），整個處罰體系到此就戛然而止。

 

正如許多有識之士痛心疾首地指出，剽竊、抄襲、偽造學歷等行為屬于典型的學術腐敗，其危害不用多說。尤其是在一些掌握大量資源的中高層人士（比如教授、博導乃至學校領導）身上，學術腐敗就是利用手中職權，將學術當作商品交易和販賣，并且“出售”的還是劣質商品。如果不建設嚴厲而完善的處罰體系，個體墮落就會異化為集團腐敗，純粹的學術機構就變成商業牟利中心。

 

國外許多學術界人士將自己的名譽和信譽看得與自己的生命等同，不僅因為他們所追求的學術成就建立在信譽基礎之上，更來自于破壞信譽要付出巨大代價的制度威懾。從已經披露的國外一些學術腐敗事件來看，一旦出現經舉報的學術腐敗事件，學校內部自然要建立追查事件真相的調查委員會，而政府相關機構適當介入，同時媒介輿論也會不遺余力地進行外圍調查監督，由此形成內外全面系統的綜合調查，從而形成客觀公正的第三方仲裁，避免內部管理自查自糾的多重弊端。

 

韓國前首席科學家黃禹錫因為涉嫌偽造研究成果、濫用公款，被當局起訴他濫用300萬美元研究經費，如果罪名成立，至少要判監三年。對于曾經走上神壇的黃禹錫，韓國政府不僅將其徹底驅逐出學術界，并且毫不留情地追究其刑事責任。因為他們明白：“保護”了一個黃禹錫，可能會有千百個“黃禹錫”冒出來！

 

秉承之前科技部部長徐冠華“對我國出現的學術腐敗要有一個查一個”的講話精神，筆者建議，應當以復旦大學教授涉嫌剽竊事件為契機，教育主管部門一查到底，對其行為是否涉嫌刑事犯罪，予以調查并大白于天下，需要追究法律責任，應依法提請執法機關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