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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交大副校長、博士生導師黃慶被舉報抄襲，至今已過去兩年。西南交大校長陳春陽證實，專家組已有了初步結論，并暗示結論是“抄襲”。《成都商報》7月14日報道稱，這個初步結論已報教育部進行研究，大家需要等待結果。
 
    大學肩負創新之責，對于一篇學術論文是否抄襲完全應有能力獨立作出判斷。如果連這么一個簡單問題都搞不清楚，那它如何知道哪里是“學術前沿”，何種研究屬于“創新”？因此，作為行政機關的教育部，其研究應該不在“是否抄襲”的層面，而是如何處理大學領導人的抄襲問題。據說，“研究期”還有兩個月。
 
    據陳春陽校長說，最終處理要“本著客觀公正及對當事人負責的態度”。也就是說，要進行個案研究。這種做法其實已經把學術問題與政治性因素混淆起來。是否抄襲，必須尊重專業人士意見。公布專家組意見，或者由專家組直接公布調查結論，就是對專家組和專業的尊重。一旦把“是否抄襲”與“如何處理”合并研究，某些政治性因素就可能扭曲專家組的專業判斷。
 
    這種扭曲值得認真“研究”。一名大學校長涉嫌抄襲了，但他可能頗具管理大學的才干，“主流”是好的，如果新換一名校長，未必比他勝任。或者，這名校長長袖善舞，上邊領導、本單位同僚對他非常滿意，關鍵的情感因素是向著他的。在這種情況下，保護這名校長就成了做結論的一個前提，而專業判斷的標準就會隨之悄悄發生“位移”。
 
    近段時間，媒體曝光的例子不少：廣州中醫藥大學校長徐志偉被指博士論文抄襲，徐志偉反駁說，抄襲指控是“有人別有用心，目的是把我搞下臺”。遼寧大學副校長陸杰榮涉嫌抄襲，而學校調查結論是，他只署了名，未參與“剪刀加糨糊”的具體操作。這類例子，要么是給抄襲指控安上政治動機，要么是打著“客觀公正”旗號把抄襲主責推給別人，直至把抄襲者變成一名受害者。
 
    政治性因素容易扭曲專業判斷，使之偏離學術主軸。而從根本上講，學術亂象源于我們未把不抄襲作為一條底線道德。不抄襲的人，被拔高為“治學嚴謹”；而抄襲僅僅是“不嚴謹”，它被視為學術從業者走向成熟的一個可能的階段，是現階段不成熟。抄書抄論文的大學教師，被大學“愛護”起來，從輕發落之后，等待著他們的學術成長。既然抄襲很普遍，大學校長抄襲就顯得符合“一般人情”。
 
    但現代學術需要“創新”，即不同于前人、他人的創見和發現，學術必須嚴格道德自律。而抄不抄襲論文，不是一個學術道德修養水平高低的問題，它不容突破。從諸多文明國家來看，抄襲論文不僅丟飯碗，而且意味著學術資格的喪失。在現代社會，學術并不缺少吸引力，不存在后繼乏人的情況。問題僅僅在于，如何通過學術自律杜絕重復勞動，使學術從業者變成學術創新者。
 
    如果說我們過去僅把抄襲看作一種可以在將來改正的過錯，那現在就有必要把不抄襲明定為學術道德底線，實行一票否決。大學校長作為學術領導者，如果真的涉嫌論文抄襲，根本就沒有當學術領導的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