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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說到大學的生存環境問題，近來炒得最熱的一個話題是大學的去行政化問題，對于大學校長的行政級別你是如何看的？現在教育部推行大學的改革，許多人提倡首當其沖應廢除大學校長的行政級別，這種做法是否會直接觸及大學校長的切身利益？

 

許智宏：不當校長我可以當教授，可以去教書，我從來都沒有很看重北大校長副部級的待遇，我并不靠這個頭銜吃飯。尤其對于有學術背景的校長而言，并不把這個太當一回事的，也沒有因副部級增加他們的工資。

 

中國社會各界的行政級別，不僅大學，科研院所、醫院等事業單位均有級別。我個人支持取消大學校長的行政級別。關鍵在于，在目前這種狀況下，如果只是把大學的行政級別取消，問題是否就解決了？

 

大學的去行政化關鍵有兩點：首先是政府主管部門要真正放權，讓大學有更多的自主權，讓大學校長有更多自主權，自主辦學；其次是大學內部要有規范管理，使教師也包括學生有更多發言權。

 

具體地說，就是校長治校，教授治學。當然，學校內部也有制約和監督的機制，如教代會、職代會，同時應發揮主要由教授參加的多種機構的功能，如學術委員會、學位委員會、學校的規劃委員會等。北大是一個相當民主的大學，但北大幾萬人，每件事都讓教授來決策，教授也不一定會來，特別是知名的教授都很忙。所以接下來要思考如何發揮各方力量，建構一個比較好的相對定型的民主機制。這是今天的大學最急需的。

 

這也就是當年我們著手制定北大章程的原因。很遺憾我離任了還沒有完成，這個章程相當于是“北大憲法”，正因如此，出臺還是要很謹慎。

 

讓大學徹底去行政化，我雙手贊成，但是國家要有政策配套。如果大學的人才流動到社會其他部門，目前常遇到的問題是對方會問你是什么級別的，人家是按級別來安排工作的。

 

記者：在你的教育生涯中，大學辦學缺乏自主權是否正是束縛大學發展最重要的因素？能否談談你9年校長生涯最深的體會？

 

許智宏：《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強調，要“落實和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現在很多校長也在呼吁，要給大學更多的自主權。這當然是影響大學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有些問題可能一時解決不了，但并不意味著在校長的職權范圍內什么事都不能做，至少做得好一點吧。從這個意義上講，我一直是在盡我所能。我之所以崇拜蔡元培校長，尊崇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提倡德智體美全面發展，是因為做到這些我們就真正回到大學的本意上來了。

 

大學不可能離開社會獨立存在，大學需要社會各方面、政府的支持和資助，因此也會受到各個方面的壓力和影響，但大學與社會至少應保持一定距離，要守住我們最基本的底線。現在的問題是學術界很多方面跨越了底線。

 

過去10年中，很多硬指標我們都有進步，像在Nature、Science這樣國際第一流雜志上的論文數目增加了不少，在國際的大學排名中，也終于有中國的大學了，但我們研究工作總的質量怎么樣？哪些研究領域是由中國人開創的？中國很多事情到一定的時候都會走極端，追求數量、跟風。大學的很多方面是不能量化的，這是我幾年來最大的感觸之一。

 

基礎教育的狀況會直接影響大學的人才培養。素質教育講了很多年了，但應試教育的格局基本上沒變。我的高中時代也沒有什么文理分科，大學的錄取率比現在低得多，也沒有像現在如此分數至上，也沒有“黑色的六月”。

 

所以實施素質教育，真正使中學生有足夠的時間來培養自己的興趣愛好，使他們關心社會，熱愛科學，熱愛大自然。不僅是高考要改革，中學的老師、家長和社會等多方面都需要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