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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玉良在參加了以“大學治理”為主題的分會場討論時總結道，關于大學辦學自主權的問題，是校長們討論的熱點。

 

他認為，對于“什么是自主權”，事實上并沒有被清晰地界定。他向記者表示，“任何一所大學都沒有絕對的自主權，因為大學的自主權到底應該限定在什么范圍之內沒有標準。”楊玉良向記者說，“但對于中國來講，我的感覺就是相對而言我們管的比別人要多，我們的大學自主權與別人相比就少一點。”

 

楊玉良進一步強調，盡管因為大學資源必須要有來源方，因而總會對大學自主權有一定的影響，也就沒有絕對的自主權，但是總該有一條底線。超過這個底線的，無論是政府、社會還是其他方面，都不應該干涉到校內的管理，“比如說一些課程的設置，課程內容的設定權利，包括學科劃分，甚至招生時的學科分布等。這些應該是大學主動與社會相接軌，而不是倒過來給大學很大的壓力”。

 

對于大學的獨立與合作，漢密爾頓有著獨到的解釋。他說，大學（University）這個單詞的前綴“Uni”，實際上就是“你”和“我”（U&I），大學并不是一個獨立體，而應該是一個不同要素的組合體。

 

除此，漢密爾頓也分享了幾個世紀以來牛津內部的管理經驗。他說：“我們大學有些部門有著自治的傳統，并且它們的自治程度非常高。這樣一種自治、自由的風氣有著很好的作用，它能夠推動自由、開放并且激烈地進行辯論，而這正是一個充滿活力、不斷變化的大學的最大特征。同時，所有這些牛津大學的組成部分雖然都彼此獨立而且相當活躍，但同時它們也組合成了一體，形成了我們的牛津大學。”

 

在大學的內部管理方面，楊玉良同樣提出要有中國自己的特色和傳統。“就像當初西方大學制度進來的時候，包括蔡元培和梅貽琦先生等前輩教育家馬上就注意到，完全取消中國教育傳統中的書院方式，使得中國的高等教育就沒有了中國特色。所以后來，在蔡元培先生管理北大的時候，實際上引入了一定的中國傳統書院的管理方式，這樣的糅合，使得一所大學既能夠與國際接軌，同時也能保持非常鮮明的中國特點。”

 

對于組織機構和管理方式差別可能會對大學國際合作形成的障礙，顧秉林認為，應當認識到這些體制障礙不可能一夜之間消除。他同時表示，對清華而言，解決辦法的邏輯來自于清華的做事方式——“行勝于言”。“我們先從全球教師和學生交流入手，在這方面受的體制約束較少，逐漸地，我們從這方面過渡到更多地推動科研合作及教育合作項目，如聯合學位，并在此過程中逐漸消除合作障礙。”

 

顧秉林同時強調，我們有信心在落實教育改革規劃綱要的過程中，很多體制機制的障礙會逐漸消除。

 

 

大學作為傳播知識、培養人才的搖籃，是歐洲中古時代留給后世最值得驕傲的文化遺產。已有800多年歷史的英國牛津大學、劍橋大學，法國巴黎大學，德國科隆大學等，被認為是現代大學的直接源頭。

 

歷經數世紀的變遷，大學的職責和功能隨著社會的發展也在不斷擴展。除了人才培養，今天的大學還是探索未知、認識真理的殿堂，知識創新、科技創新的高地，分享成果、交流合作的平臺。

 

劉延東在峰會開幕式致辭中指出：“大學在引領社會發展的同時，自身也在不斷地完善和創新。在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那些與時俱進、注重內涵、突出特色、拓展功能的大學能夠始終與社會保持良性互動，從而躍升為具有國際影響的一流大學。這樣一個歷史進程深刻地啟示我們：大學只有適應社會和世界的變化，主動融入社會，銳意改革、勇于創新，才能永葆生機與活力，彰顯更大的價值。”

 

進入21世紀，世界形勢的重大變革有目共睹。在峰會主題演講中，顧秉林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長柏敬諾（Robert J.Birgeneau）均表示，當今世界，人類面臨著眾多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挑戰，包括氣候變化、環境污染、人口膨脹和老齡化、糧食安全、流行疾病、貧富差距、重大災害、公共安全和暴力沖突等。

 

“這些問題都需要跨學科的交流與合作，從而找到解決之道。”柏敬諾進一步強調說，大學是可以解決這些全球性問題的唯一場所。因此，大學各學院之間需要密切交流，同時，大學也要和各個社會部門建立聯系來實現問題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