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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各種考核指標，其實是針對落后的10%的人而制訂的，但這恰恰對頂尖的10%的人形成了限制。”在5月22日復旦大學舉行的慶祝建校107周年第46屆科學報告會上，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對當前急功近利的科研考核體系表達了不滿，他認為，科學研究需要忍受一定的孤獨，社會應該寬容這個孤獨。

 

22日的報告會上，三位“70后”青年學者分享了各自的學術感悟。楊玉良用“轉換”來點評他們，“歷史系余欣從時髦的影視學轉到研究敦煌。物理系張遠波的研究從核物理轉到石墨烯。中山醫院史穎弘做轉化醫學，把實驗室的研究結果轉到臨床上去治病救人。”

 

楊玉良話鋒一轉，舉了兩個從文科轉向理科的例子——世界一流物理學家愛德華·威騰的研究方向是弦論，獲得過數學菲爾茨獎，但他本科學的卻是歷史。哈洛德·瓦爾默思本科和碩士拿的是文學學位，結果去讀哈佛生物醫學博士，最終獲得了諾貝爾獎。

 

為什么我們國家沒有這種從人文學科轉到自然科學的實例？楊玉良分析道：“一個歷史學畢業生要去念醫學博士，首先考試就過不了。我們總希望把一個人的水平定量，差一絲一毫都能看出來。但實際上我們都明白，不能如此精確地來表征一個人的能力和成績。”他進一步舉例，哈佛大學教授羅爾斯十多年沒有一篇文章和一本著作，但系里沒有扣掉他一分錢的津貼，最后他拿出《正義論》。物理學家肯尼斯·威爾遜獲得教職，評估時發現他一篇文章都沒有，物理系投票讓他離開。后來校長去跟他談話，聽完他的研究內容后給他延長了年份。恰恰就在第二年，他的文章像潮水一樣涌出來，三年以后獲得諾貝爾獎。“如果這個校長比較短視的話，這個諾貝爾獎可能就被扼殺了。”

 

“科學研究有時候需要忍受一定的孤獨，社會應該寬容這個孤獨，而不是逼得他孤獨得過不下去。”楊玉良透露，復旦最近正在重新設計考核指標系統，寬容是必須堅持的原則，“對學者寬容，在一種非常柔性的系統下，才有可能讓具有高度創新能力的人涌現出來，才能出現一流的科學家。”